中國的法律和市場環境沒有黑白，一切都是模稜兩可的灰色。
匡爺個頭偏高，身材消瘦，黑髮濃密。他被稱為「爺」確實是實至名歸，他曾是中國民航管理局的機場建設處處長，後來在國家發改委員會的五年計畫規畫部門也擔任相同職位。從中國的行政級別來看，儘管他的官職不高，但卻是實權在握的人物。
中國當時處於各地興建機場的高潮，在段偉紅與我籌建北京首都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時，中國有一百二十個機場，等到我們出售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時，全國機場已增至一百八十個。由於包括匡爺在內的四人處級部門負責審批全國每個機場建設計畫，常有副省長級別的、比匡新官位高出幾級的高幹專程來北京，到匡新門外等候，求助核准批覆。坊間傳聞，匡爺有時翹著腳，背著身子和副省長握手。他的別號就是那時由外地官員們傳起的，儘管那時他才四十五歲左右，被稱「爺」則顯示了他的權勢。
我和段偉紅當時急需匡新批准我們的計畫案，確保機場與順義的地界相連，這樣運輸車輛就可以不必出入機場門禁，提高航空貨運物流中心的運作效率。我們為此委曲求全地討匡新歡心，當時葡萄酒剛在中國流行，匡新喜好品紅酒，我們也盡量滿足他的要求，奉承他的品鑒能力。北京官員都喜歡掉書袋，談點文學、歷史，段偉紅的文化功底也大派用場。在中國，特別是在北京，拍馬屁是門藝術。
就這樣周旋數月，我們才最終拿到批准。不過匡新最終由於得罪各級領導太多，召致舉報投訴。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我從官方媒體獲知，匡新因貪腐被判刑入獄十年。
我們與多如牛毛的科處級部門重複同樣的交流過程，每一個批文都是過關斬將才能拿到，每個關係都意味著我們要投資在私人聯繫，也就是說要經歷數不清的奔波，甚至更數不清的酒宴。在關係上培養私人紐帶，是最最麻煩的環節。關係沒有合約方面的約束，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需要透過長期磨合來建立。你必須向對方展示真實的個人情懷，對我來說，最難的部分是我有眾多關係要管理，但我更有計畫案壓在肩上面臨急迫的期限壓力。我只好將所有這些與各種官員的交往擠壓到一個管道，而管道的直徑就代表時間。我當然可以授權給負責公關的部下，但誰會不想和老總直接打交道呢？於是我直接介入的私人關係越多，我們收到的批文就越多。
我們的計畫同時面臨國家海關總署和國家質量檢驗檢疫局的批准，儘管我們已經獲得部委領導首肯，但面對下屬處局的各種理由，上頭總是要求我們直接與他們的下屬協商解決，決定權最終從官僚上層又下放到底層。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機場海關關長，叫都平發。當時在計畫案的規畫中，我們承諾建設海關的集中辦公場所。都平發提出新建四十萬平方英尺、容納三百名左右員工的海關辦公大樓，要求包括含標準籃球和羽毛球場的室內體育館、一個室外硬地網球場、一座容納二百人的禮堂、一個與四星酒店相當的宿舍和餐飲設施、包含卡拉OK歌廳和兩層挑高的辦公樓大堂。他在我們的飯局上公開表明，如果計畫案滿足不了他的要求，他是不會讓我們開工的。我們所有政治靠山看來都無法制約都平發的要脅。我們最終為此追加五千萬美金的費用，這還不包括額外產生的土地成本。
一個機構的漫天要價，使其他部門也開始有樣學樣地獅子大開口。檢驗檢疫局也提出要建超過二十萬平方英尺的辦公大樓，儘管沒有要求室內禮堂和體育館，但也包括室外網球場、室內餐廳和四星級宿舍等設施。為此，檢驗檢疫局領導經常提醒我們，他們的要求其實算是虧欠了他們，自詡「我們不像海關那麼貪心」。
我們的機場物流中心建設計畫的初始資本投入為三千萬美元，我與段偉紅出資一千二百萬，張阿姨承諾出資四百萬，但她從未兌現過。我們必須申請銀行貸款，這方面我們又得依靠受銀行偏愛的國營企業。
靠著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集團李培英的名字，叩關國有銀行，合資公司終於拿到相對低息的貸款額度，比私人企業的貸款利率低二％。開發案於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離段偉紅開始籌畫三年後，終於破土開建。在那個節點，開發案的股東資本已經增加到六千萬美元。
在開工幾個月後，我們遇到首次危機。由於李培英的好大喜功，在國企內部樹敵頗多，加之他的賭博習慣路人皆知，所以對他貪腐的舉報不斷。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底，李培英在黨內紀律委員會的調查中隱身不露面。幾個月後的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集團宣布李培英不再擔任總經理職務，但卻詭異地沒有公布他的下落。而他仍是合資公司董事長，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繼續以他的簽字來運作，但我們如何聯絡這位已經人間蒸發的董事長？
沒有李培英簽字，我們無法從銀行支領已被審批的貸款。而他失蹤的消息傳播後，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工程承包商開始排隊索要付款，曾經充斥數以億元計的公司帳戶，枯竭到只剩下不足百萬。月底該發的員工薪資也是無從着落。我從那時起開始脫髮，並徹夜難眠。段偉紅也不忘責問我，如果繼續淪落，我們要如何收場？
禍不單行，開發案的拆遷清場，當時也遇到麻煩。在計畫的倉儲地，有幾座民房主拒絕搬遷。儘管徵地的責任方、順義區政府是我們的合資方，但辦事人員與業主的關係錯綜複雜，搬遷賠償要價居高不下。我們因為是有國有企業參股的計畫案，帳目支出受國資委監督，無法支付超出國家徵地標準的拆遷費用，所以即使我情願多付搬遷戶幾百萬，實際上也無法轉帳兌現。更雪上加霜的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順義區長李平職務調動，斷了我們與當地政府的關鍵聯繫。
這期間在我們的辦公室，我還察覺計畫案帳目的空缺漏洞。很明顯地，是施工經理在偷竊合資企業的財產。儘管我沒有直接證據，但還是在某天，不宣而至他的辦公室，指責經理貪汙款項。「你從有國有股份的公司偷錢，就是盜竊國家財產。」我聲明，「你可以抵賴，但是我如果將證據交給警察，你可以和他們說理去。」經理自知理虧，當天就離開公司。我學會了在中國用中國的方法行使權力，果斷解決問題。
憑藉自身的游泳潛質，我在計畫案的激流中堅持前行，儘管不知何時能抵達終點，但我除了逆水游進之外，別無其他選擇。那時天天陪我必須聯繫的人喝酒用餐，經常是中、晚餐各喝一瓶茅台，我的肝功能受損，腦中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延緩付款，修補緊張的關係和尋找新的貸款來源。我們在坎坷中踉蹌前行，直到兩件逆轉事件，拯救了我們的命運。
在二〇〇七年三月一日，平安保險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給我們帶來希望，因為可以賣出平安保險公司股份，就能使用更多的資金來接濟合資公司的機場建設計畫。按規定，我們在上市六個月內不能售出股票。這期間，平安保險公司股價最高上漲至比上市價格近五倍的一百六十元人民幣。我找到買家願意在禁售期以九十元人民幣價格收購我們的持股，但這個方案被段偉紅否決了。不像我在香港經歷過二〇〇七年全球金融風暴衝擊，段偉紅及她同代在中國生活的企業家，從沒真正經歷過經濟下行，總認可V型發展反彈，在短期下降後總有更強勁的上升。而我更相信未雨綢繆，意識到規避下降的風險之重要性。
在平安保險公司上市六個月後，我最終說服段偉紅以六十多元人民幣的價格出售我們的股份，獲利達二十六倍，進帳近三億美元。張阿姨當時的獲利是我們的兩倍，達六億美元。她決定持股，但將持股人從我們的泰鴻公司轉到溫家寶母親名下，這也釀成了之後的致命錯誤。
平安保險公司股票脫手，我們用自有資金向合資企業注資四千萬美元，確保計畫的進展。我們的朋友都認為我們瘋了，別的私人企業都在占與國企合作的便宜，我們卻用自有資金在幫助合資計畫。段偉紅也不是情願地如此運作，是我對自我創業的追求，促成這次追加投資。
另一個逆轉是我們在尋找替代李平區長的順義政府關係時發生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竟在洛杉磯。
在二〇〇八年四月，我帶領一隊順義區和北京機場的官員赴美學習考察，表面是參觀國際機場的物流中心和參加業界專業會議，實際上是遊覽活動居多，對我是拉攏私人情感的公關機會，對官員是順路觀光美國的愉快旅行。我們的首站是洛杉磯，但不少成員真正有興趣的目的地是拉斯維加斯。
團員中有位順義區副區長名叫李友生。李友生的心臟裝有三個支架，由北京三〇一醫院心臟科主任專家負責看護治療。這次出訪一事，李友生獲得醫師批准。
到洛杉磯後，我們下榻比佛利山下的半島酒店，晚飯後不少成員安排了活動，徹夜未眠。
第二天吃早餐時，李友生向我說他胸口痛，我不敢大意，馬上帶他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醫療中心找心臟科醫師檢查。驗血報告表明李友生的酶激素含量偏高，醫師強烈建議留院觀察。李友生不想錯過隨團一起遊玩拉斯維加斯的機會，便打電話詢問在北京的主治醫師。醫師表示李友生以前的酶含量就偏高，「美國醫師太謹慎小心了，若在北京，你不會被留院的。」李友生因此不顧美國醫師的意見，執意出院。
午餐後在酒店退房時，李友生摔倒在大廳入口，口吐白沫。我嚇壞了，等不及救護車，叫上計程車，第一時間送李友生前往上午去過的洛杉磯分校醫院。從急診室到手術台，醫療團隊整整用了七個小時動手術，完成三處心臟繞道手術。待手術結束時，整個旅行團都趕回洛杉磯，焦急地等候在手術室外。
當團隊代表與我獲准進入加護病房時，發現李友生昏迷中感覺自己回到中國，在渾身還插滿大小管子的情況下，他向無形的敵人大喊：「你是在反對中國共產黨，你是黑社會，我把你們全打倒。」
當時是二〇〇八年，在我們出國前，李友生的職責是幫助籌備北京夏季奧運會，特別牽涉到搬遷拆遷戶，為新的建設計畫清場。這些市民都不情願地搬出，李友生曾帶隊到鄰里街坊強制搬遷。我想像著李友生昏迷中還在怒抗虛幻的村民，心裡閃過一個念頭：「這個傢伙，看來還真是對黨忠心不二呀！」
第二天李友生恢復意識，又面臨新的難題。當時為了控制官員出國規模，出國學習考察的期限不能超過十天。在中國，七個小時的心臟繞道手術，一般要住院數月才能康復。可是美國醫師說，李友生三天就可以出院，一周內就可以飛回北京了。當時代表團無人相信醫師的預言，有人甚至打賭「如果李友生真能就此康復，就一口氣乾一瓶茅台。」在第三天，李友生果然站立行走，與醫師握手道別。我安排李友生在附近旅館療養，幾天下來李友生可以自行活動，坐在草地的休閒椅上，欣賞身穿比基尼泳裝在泳池戲水的女孩了。一周內，我們如願飛回北京。
我以前與李友生副區長並不很熟，他負責區土地規畫方面的工作，儘管與李平區長同樣是當地人，但屬於不同的派系，所以對我們的機場航空物流中心建設計畫熱情不足，冷淡有加。帶領李友生副區長訪美，原本就是想要消融以往冰冷的關係，但沒有料到在洛杉磯救他一命的經歷，從根本上改變我們與順義現任官員的關係。
回北京伊始，我們的計畫在順義政府機關內就受到熱烈關注。無論我訪問哪個順義政府機構，都有人談起李友生的故事，稱我是順義的福星。時年五十歲的李友生本人則視我為貴人，每次聚會都請我入上座，講述我如何在國外異境，把他從死亡邊緣救回，修復他的心臟，給了他新的生命。政府對計畫的態度也從以前的「你們能為我們謀什麼利」，轉變成「我們可以共同解決什麼困難」。這樣的變化，為我們的員工提供運行發展的空間，使李平離職後的不便，轉化為不再困擾我們的如煙往事。
李友生開始邀請我與需要幫助的部門官員一起進餐，力爭現場解決難題。當他升任常務副區長後，計畫的進展就更加順利了，我們團隊真正成為順義政府大家庭的成員。
順義李友生副區長的事例，讓我學會如何與辦事官員打交道，在推動計畫時獲取成功。段偉紅可以疏通上層關係，但我必須從底層起步，刻苦工作，與各級中層官員建立良好私人關係，才能實現目標。解救李友生一命的事例證明，我的責任在於建立一對一的良好關係，不僅與李平區長，而且要與一群中年菸槍和酒鬼、很少離開順義的地方官員們打成一片。
我開始經常到訪區政府辦公室，在機關食堂與相關的官員一起吃飯。日程上每天都差不多，辦公室五點下班，一般職員都回家後，我如約來到空曠的辦公室，與聯繫人隨便啃著順義產的水果聊天，然後開始喝酒吃飯。
為見面而見面的這個現實證明了，我已經被視為官員圈子裡的成員。這讓我回想起，在上海孩提時代與玩伴勾肩搭背的回憶，沒有特殊理由，只是想要增加情感而已。中國的法律和市場環境沒有黑白，一切都是模稜兩可的灰色，與辦事官員結成如朋友的紐帶關係，是在灰色地帶成就事業的關鍵。要說服官員與你一起進入灰色地帶共舞，雙方就必須相互信任，建立相互歸屬的依靠感，然後才可能相互提攜，共同獲利。段偉紅與張阿姨的相互信任關係，是在宏觀面上抓住機會；但在實際執行面上，就非我莫屬了。
在一個多小時的抽菸、聊天等待後，我們穿過辦公樓群，來到食堂包廂，飯桌上一般要上十幾道菜，我們能吃下四分之一就不錯了。經常有陳年茅台上桌，就像在香港一樣，酒精讓我擺脫矜持，促使自己與官員們的關係更加緊密。在晚餐結束時，我常與五十多歲的官員拉著手，互相說笑，酒酣耳熱之餘，甚至相互勾肩搭背地熱聊。
與辦事官員的真心交往，使我增加了融入對方環境的自信心。我知道他們也開始接受我了，當我在北京被評價不像上海人時，我為自己成功擺脫刻板印象中上海人精打細算、小家子氣和娘氣，感到沾沾自喜。
以前段偉紅企圖打點我的衣著，將我包裝成中國商場上的高級主管。但隨著順義當地風俗民情逐漸接納了我的存在，我也失去以往對上班族正裝儀表的關注。我開始以休閒時尚裝為主，回到當年在香港時代，朋友Stephen引領我的時尚世界。儘管順義的新朋友常調侃我的衣著，但我隨俗的休閒品味，反而在工地上與人相處變得更加輕鬆寫意。
我在洛杉磯為李友生副區長代付三十萬美元的醫療費用，幾年後由順義政府報銷一半。金錢不是最重要的，藉由這場經歷而帶來的真摯友情，才是無價之寶。
在二〇〇八年春季，北京機場才正式通報李培英在接受反貪腐調查，隨後任命新的機場總經理，開始為計畫簽署正常貸款。透過美國之旅救人的經歷、平安保險公司售股籌資的磨練，如今資金難題舒解，此刻我終能全力以赴，準備加速建設計畫的進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