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時音樂停止，只有準備好的玩家才能搶占座椅，更上層樓。
在建設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的過程中，我們的工作既繁忙又艱困，但心情卻是慷慨激昂。我們是在為祖國發展而效力，我們心中感到與西方媒體的批判不同，儘管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發展方向還是正確的。像我們這樣的私人企業在中國經濟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們與普通百姓都認為今天比昨天更美好，今年比去年更好，我們深信中國正奔向更加開放、自由，和充實、富裕的社會。
早在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黨的領袖江澤民總書記就提出企業家可以入黨，儘管有三個代表的修飾，但也遮掩不住黨這一政策演變的里程碑性質。從當年毛澤東將類似我父輩的資產階級家庭打入社會底層，到鄧小平承諾在經濟改革中一小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如今新一代的共產黨人竟邀請企業家來分享政治權力，此變化之大，令人瞠目結舌。
當台灣的陳水扁於二〇〇四年競選連任，發動清理國民黨黨產，挖掘前執政黨財富根基時，這帶給中共權貴們很大的心理衝擊。在二〇〇四年三月，台灣大選剛結束，我有機會受邀和鄧小平長女鄧琳等人吃飯。鄧琳當時將自己水準一般的畫作賣給意在攀附鄧家的港商，發了筆小財。聚會上她主導了台灣話題的聊天。「我們需要增加黨費，更應將一些國有資產撥入黨產，等到將來共產黨下台，面臨台灣現在的局勢時，至少我們還能多點資產。」難道，這就是中國高層權貴的思維？我當時大感驚訝。難道，他們真認為有朝一日共產黨會下台，要與反對黨分享權力？鄧琳不是在中國政治圈內的實力人物，但至少代表權貴群裡的某些意見，表明當時機遇與不確定風險共存的環境。
其他政府官員則對中國向資本主義和多元政體的演變表示理解和支持，在私下交談中，認為國有企業的低效，是註定無法在長期競爭中生存的，王岐山就是持如此觀點的最高級別官員。
王岐山高踞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達數十年之久，是中國經濟騰飛十年（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三年）的奠基人──朱鎔基的長期追隨者。在朱鎔基於一九九六年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時，王岐山曾主導當時最大的國營企業，與時任美國高盛投資集團執行長、後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鮑爾森（Henry M. Paulson Jr.）合作，主導了中國電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以鮑爾森為首的美國金融界，以為幫助中國國營企業現代化，就是在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實際上黨的目標是經由利用西方的金融資源，拯救國營企業命運，強化黨對國營企業之掌控。
這次上市成功後，朱鎔基擢升王岐山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他繼續與鮑爾森合作，由高盛成功處理當時中國最大規模的國營企業破產重組項目，不僅保全了廣東的企業實力，同時也為高盛帶來豐厚收入。
段偉紅與王岐山在二〇〇六年初次相識，那時王岐山剛出任北京市長，他們共同出席張培莉作東的飯局。段偉紅當時與張培莉關係日漸親密，不願子女陪伴的張阿姨，各種場合都要段偉紅出席陪同。
王岐山市長的仕途下一步，就是升任溫家寶腳下的副總理職位，所以他自然珍惜與張培莉和段偉紅來往機會。飯後，王岐山邀請段偉紅訪問他的市長辦公室。當二〇〇八年王岐山升任副總理後，他們的會面地點也改到中南海內的辦公室。會面形成每二至三周一次的規律，王岐山主動約段偉紅，然後段偉紅的司機送她到中南海，喝茶談政事，兩人可以聊上幾個小時。
據段偉紅說，他們之間無所不談，從世界歷史到中國政治動向。王岐山約段偉紅的主要目的是增進和溫家之聯繫，以瞭解溫家寶，判斷上司的思維方向。在中國高層社交圈內，像段偉紅這般既不是公職人員但卻熟悉圈內情況，小道消息靈通和有獨立思考判斷的女性，實在是鳳毛麟角。段偉紅把張阿姨當成自己的乾媽，同樣把婚後無子女的王岐山視為可信賴的伯父交往。王岐山對這種多面受益的接觸，也是來者不拒。
段偉紅還將王岐山的政治潛力，放到溫家寶退休後的棋局中來考量，著眼於二〇一三年後的關係培養。段偉紅發現與王岐山在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方面的觀點不謀而合。王岐山告訴段偉紅要預留足夠資金，備好彈藥，有朝一日當國營企業大規模私有化時，要有足夠火力來攻城掠地。王岐山預計中國經濟就像是在玩搶椅子遊戲，政府最終會接受私有化的現實，到時音樂停止，只有準備好的玩家才能搶占座椅，更上層樓。
王岐山有時也表現出中國權貴上層特有的神經質焦慮。比如王岐山相當篤信二〇〇七年國內的一本暢銷書《貨幣戰爭》中的論述，他是該書作者宋鴻兵的粉絲。宋鴻兵在書中編織了世界和美國的金融機構由一小撮猶太富豪控制，向發展中國家出借美元，然後做空當地貨幣，在金融領域戰勝對手的市俗陰謀論。宋鴻兵書中混雜對美國和西方體制的懷疑和曲解，代表多數中國領導層看世界的僵化觀點。王岐山與鮑爾森合作多年，應該在財經方面不會如此輕信流言，我對此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段偉紅是編織關係網的高手，她不只限於僅僅與王岐山來往，她另一個尋找溫家寶卸任後的關係落腳點，是與孫政才的來往。雙方在順義區委書記任內時就交往甚密。孫政才調離順義後，仕途一帆風順，就任北京市委辦公廳主任。這期間，段偉紅極參與扶助孫政才繼續升遷的活動，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在溫家寶支持下，孫政才進入國務院擔任農業部長，在四十三歲時與胡春華並列為當時兩名最年輕的正部級官員。扶持孫政才擔任農業部長不是項容易的工作，段偉紅與張阿姨聯手，最終說服溫家寶在政治局常委圈內提名孫政才，然後由孫政才努力保證其他的常委認同提名。由於孫政才在順義也為曾慶紅家族的房地產業批過土地，所以江澤民派系也認可了孫政才的任命。
段偉紅在遊說張培莉時是全力以赴的，她以動員溫家寶提名孫政才進入國務院，確保張阿姨在溫家寶退休後，可傳承家族影響力的戰略來布局。在段偉紅與張培莉幕後運籌帷幄下，溫家寶最後出手提攜，使孫政才以如此年輕之齡就成為中央部長，步入躋身未來國家領導人的階梯。
這一前景在二〇〇九年獲得進一步的證實，四十六歲的孫政才，從農業部長職位升任中國東北吉林省委書記。所有進入國家領導層的候選人都必須在省級領導崗位任職，從管理省級王國開始，最終執掌黨和國家的領導大權。這是孫政才人生仕途的重大轉折。
在中國，官員們很少公開表露自己的政治野心，但私下，孫政才可說異常主動地尋求升遷機會。他特別關注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一位名叫胡春華的官員。胡春華與孫政才的資歷與年齡相仿，於一九六三年出生於湖北的農民家庭，僅比孫政才年長不到六個月。
這兩人的升遷都像搭乘火箭，同時在二〇〇七年成為黨中央委員，是同屆中委中最年輕的兩位成員。兩人也同時於二〇〇九年開始擔任省委書記職務，於二〇一二年共同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胡春華來自共青團，是前黨總書記胡錦濤的嫡系，以「小胡」之稱聞名中國政界。很明顯地，當時這兩人被內定為將於二〇二二年接班的國家領導人，黨的總書記為最高位，其次為政府總理。
在孫政才於外地任職時，他經常利用回北京的機會，在忙完各種飯局後約段偉紅於北京東區的茶館會面，討論中國的政局和人事變動，規畫如何更上一層樓。
在官場雄心勃勃的官員，總要涉及無休止的飯局宴請。官場忙人在北京，一晚三頓飯局是基本，首先從五點開始，對象一般是被稱為乙方，有求於自己的人。他們理解甲方日程繁忙，雖然提早吃晚餐，但很感謝甲方賞臉，所以配合甲方。第二次晚宴啟於六點半，對象為自己的同輩、自己的甲方或自己有求的官員，重要交易都在這種場合達成。第三餐，一般於八點後開張，主要會見與自己關係親密的戰友，在已經兩頓酒飯的狀態下，這時終於可以放鬆心情，輕鬆交際，這頓飯大約十點結束。孫政才身為一個政治新星，時間寶貴，每晚三頓飯局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和段偉紅見面都是十點後，在私密的茶室聊談到半夜時分。
飯後才與段偉紅深聊，表明孫政才視與段偉紅關係之重要，兩人可省略飯局的繁絮，專注於交流重要話題：在中國政治的棋盤上，孫政才該如何運籌帷幄，出奇制勝。
當孫政才出任吉林省委書記時，我和段偉紅利用紐約行，在曼哈頓的一家法國高級男性時裝店，為孫政才購置一雙內襯毛絨的皮靴，希望他籍此抵御吉林冬天的嚴寒，同時體會我們時刻掛念著與他的友情。
這種方式，是我們聯絡官員的獨特方式。我們針對特定對象，制定內部採購清單，每次出國都鎖定一個送禮目標購買禮物，藉著主動送禮，增強與關係人之間的感情。
孫政才的腳基本上沒有機會在吉林受凍，因為他幾乎一半時間都待在北京，與段偉紅之類的政治盟友謀畫自己的未來。段偉紅也常邀張阿姨與孫政才會面，幫孫政才有機會瞭解溫家寶等上層之動向；同時張阿姨也希望從孫政才的關係網上，蒐集對丈夫有用的消息。張阿姨的社交場，一直是替溫家寶蒐集情報的有效渠道。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孫政才與胡春華雙雙進入中央政治局後，孫政才被任命為重慶直轄市市委書記，胡春華則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兩顆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段偉紅不僅培養與中共權力場上王公貴族之關係，對這類人的副手，人稱「祕書幫」的人脈，也是注重挖掘、精心培植。因為在派系幫、太太幫之後，祕書幫是中國權力的另一類型特殊團體，不可小覷。
段偉紅本身曾任南京理工大學校長祕書，這經歷幫助她深入認識到領導助理的重要性，所以對拉攏祕書，她可謂是得心應手。段偉紅與王岐山的助理之一周亮關係甚密，周亮稱她為大姐。段偉紅常把王岐山對下屬的評價轉告周亮，指導他如何深化與上司的相互信賴關係。與周亮通話常是當他值夜班，我們九點晚飯後回家，段偉紅可以與周亮通話直至半夜。當我睡下，段偉紅怕吵到我，甚至移坐客廳，繼續電話懇談。
作為回報，周亮也出面幫助我們協調各種人際關係。段偉紅曾授意周亮致電交通部，詢問我們投資計畫的審批狀態。周亮不必直接提及王岐山名號，只要王岐山的辦公室打來電話，就可以被解讀為代表王岐山對事項的關心。儘管這樣的幫助無法立即掃除面臨的所有障礙，但至少通過其他高層官員介入的方式，增加可推動政府批文進度之效果。作為答謝，段偉紅透過張培莉以及其他關係，也為周亮的升遷出力。
周亮僅是段偉紅利用的眾多具體辦事助手之一。從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七年期間，段偉紅也曾助力宋哲成為服務溫總理的助手之一。宋哲二〇〇〇年時曾任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參贊，與我們及張阿姨在赴英旅行時首次見面。在陪伴遊覽的過程中，宋哲暗示自己思念在北京的家人，表達想回國升遷的意願。在段偉紅的鼓動下，張阿姨安排宋哲調回首都，成為總理辦公室專職外交事務策畫的助理。段偉紅經常與宋哲交流，告知她溫家寶對他的評價，指導宋哲該如何改善工作品質，以贏取總理信任。宋哲知恩圖報，提供各種協助。二〇〇八年部分借助段偉紅的遊說和張阿姨的努力，宋哲升任駐歐盟大使，之後又調任外交部駐香港全權代表，最終晉級副部級，躋身中國高幹行列。
段偉紅成功培植關係的經歷，增強我們在政府內部從上到下的關係脈絡，也從而加強我們在中國可以持續發展的信心。我開始不滿足於僅在世界大型機場之一的北京興建航空貨運物流中心，轉而在國內和海外參與其他投資計畫的競爭，同時也開始著眼於利用私人企業家的力量，更全面地參與中國的社會發展。
二〇〇三年我被一位身兼國際商業夥伴、作家和政府顧問多元頭銜的朋友約書亞．庫柏．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介紹加入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我與他在北京凱悅飯店午餐時認識，當時他正在籌畫於二〇〇四年出版專著《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闡述「以威權政治制度，職業化技術官僚政府和半自由化市場經濟混合而成的中國體制，展現了世界發展的新模式」。他此後就開始為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創立的事務所工作，該機構致力於將季辛吉的國際關係運作擴展到商業領域，從中賺錢謀利。
阿斯彭研究所向我提供出席各類講座和專題教學的機會，成為激發我獨立思維的場所，也開始激勵我的自我修養提升，這也是我在上海攻讀中國哲學家南懷瑾文集時養成的習慣，把自我反省、螺旋升華，作為開啟充實人生的鑰匙。
我於二〇〇五年成為研究所的亨利．克朗學人（Henry Crown Fellow），有更多機會與諸多推動慈善和志願者活動的精英人士接觸，啟發了我超越自己當下的商業成就，以更宏觀思維為世界謀福祉的努力方向。當時中美兩國關係處於低潮，我認為中國並不像美國宣傳的那樣糟糕，只是美國人需要更準確瞭解中國社會的觀點。在研究所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與會議主持人，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結交。我在哈佛設立獎學金，資助研究有關中國歷史、考古、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捐獻數百萬美元後，我和段偉紅於二〇〇四年成為第一對捐贈哈佛大學的中國企業家夫婦。
通過阿斯彭的研學，我瞭解到各國富豪如何利用自己的資金，參與自己國家的政治體系運作。我們自認為是中國的資本家階層，就必須要有機會發聲，參與國家治理的改良進程。我們需要對私有財產、投資和其他權利的保護，我們也尋求一個至少公正的司法環境，法官判案根據法律而不是聽從來自黨委書記的指令。我們期盼政府政策的連續性，以可預測的管理來增強私人投資的信心。像段偉紅這樣的虔誠宗教信徒也渴求信仰自由，至少政府要認可，中國百姓可同時既愛國、也愛上帝。
這些基本訴求推動我們和其他資本家，向符合自我價值的社會事業捐款行善。我們以段偉紅的泰鴻公司名義，設立凱風基金會，這是一個私營智庫，旨在推動社會進步，從獨立慈善活動、社會問題研討到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建設一個文明社區。凱風基金會於二〇〇七年三月正式掛牌，是中央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私營社會公益組織。
凱風基金會與清華大學的關係開始時有一段磨合期。我們希望凱風提供給貧困地區學生的獎學金除了書本和學費，還應該包括一定的生活交際費用，因為我和段偉紅的親身經歷表明，經濟拮据會令貧困生喪失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從而影響他們的交際能力，而人際交往能力對個人未來發展舉足輕重。但是清華校方卻認為我們的獎金額度過高，超出已有標準。商量再三，才被校方接受。
我們為此找到當時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開始培養關係。陳希畢業於清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赴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兩年。回母校後，陳希一直執教達二十多年，於二〇〇二年被任命為黨委書記。陳希既能幹也有黨內靠山，他與習近平是一九七〇年代末在清華進修時的室友。當習近平於一九九九年任福建省長時，曾邀陳希出任副手，被對方婉拒。
陳希個頭很高，有著小說中描述的知識分子清秀容貌和引人注目的個人魅力。作為清華的黨委書記，他鼓勵學生又紅又專，在發明鼓動口號方面頗具天分。在二〇〇五年十月的一次對師生演講中，陳希用「入主流，做大事，上大舞台」的號令致辭，傳遞他的中心思想，鼓勵清華學子加入黨的體系，為國家服務。
在陳希領導下，清華大學成為中國最具名望的學府與政治上的重量級品牌。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中國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數成員都畢業於清華大學，陳希以此為傲，經常炫耀。陳希是中國千人人材引進計畫帶頭人，曾向我和段偉紅介紹他如何利用在國內外的關係，為清華和國家延攬科技精英。由於清華教師薪酬受中國教育部控制，陳希便利用富豪校友與相關企業的捐贈，來補貼引進學者的待遇。
段偉紅為打入清華大學校友圈，於二〇〇八年註冊參加陳希創建的，旨在培養未來領袖人才的在職博士班課程。這個博士班的學生簡直就是中國官場未來的名人堂，有習近平信任被派進軍委的助理，也包括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公子，中央部委的辦公室主任，年輕的副部長們及二、三線城市的市委書記們。段偉紅認識到溫家關係的時間有局限性，所以她抓住認識清華大學校友的機遇，持之以恆地發展可為將來所用的關係。
段偉紅專修的課程，基本上複製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公共政策主管培訓班的模式，每月集中四天上課。段偉紅親自撰寫有關中國股票市場的論文，是為數不多的親自寫論文學員之一。她是班上明星，被推選為班主席，經常有同學鼓勵她棄商從政，但她信守以前在山東的誓言，堅持在體制外發展事業。
陳希主政清華，也致力將人文學科引入清華，補充學校建國以來理工科重點發展的優勢，將清華轉變成綜合性的完整大學。在二〇〇〇年代後期，陳希透過清華校友關係，說服某私人企業富豪，拍賣購得中國古代文字的竹箋刻本出土文物，隨後贈予清華。該文物被稱為中國考古的最重要發現之一，中國古代學者常撰文論及書簡，但傳說早就失散。陳希得此寶貝，曾專門帶我和段偉紅，前往校園裡的全隔離實驗室觀看竹簡文物。他保證我們是繼江澤民和胡錦濤之後，看到此物的第三組外界客人。
陳希遊說我們加入他將人文學科引入清華的行動，我們的捐贈使他能夠為清華招聘國內及西方的優秀人文師資。在出賣平安保險公司股票的二〇〇七年，我們捐款一億人民幣，為清華中國文學系建設一個面積為十八萬平方英尺的圖書館大樓。樓頂層設有屋頂花園，旨在提供師生自由學術交流的場所。該建設在二〇一一年清華百年校慶時完工揭幕，成為我們在清華校園開展慈善事業的傲人成就。
中國官方也對我們的貢獻予以信任的回報，在二〇〇七年，時任農業部長的孫政才介紹我加入中國政協的北京市委員會。中國政協是中共統一戰線部框架內的官方機構，是黨用來控制國內外非黨群體的組織，像藏族那樣的少數民族、宗教團體、企業家、海外華人等，都在政協管理範圍內。我是作為來自港澳地區的五十名人士之一，加入北京市政協。
北京政協是全國政協直屬機構，政協的會議也基本上成為編織關係網的平台。我們每年要開數次會議，經常還要赴外地省市參觀訪問招商引資的場地。各地政府經常管制交通，為我們乘坐的巴士專程開道，安排五星級賓館的食宿，甚至還為我們赴會報銷機票。儘管如此優待，來自香港的委員還是經常缺席政協會議。
在我參加政協活動期間，一些現象令我感到疑惑不解。首先是來自香港委員面對中國官員的拍馬屁獻媚姿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與大陸人天天打交道，我認為這樣做是需要適可而止的。但是香港富豪們卻不能把握尺度，以為把身段放得越低越好，鞠躬彎度越大越好。這大概從另一個層面表明，中國政府官員們在海外社會的作威作福印象。
我其他的政協經歷倒是令人鼓舞，在政協小組會議，有時甚至在公開會場上討論的某些提案，具有刻意為之的爭議性。少數大膽的大陸政協委員提議，要推動黨內民主，先要以增加候選人方式，差額選舉黨的高層領導人。對中國急於現代化而造成環境汙染的抱怨也經常提上會議議程。政協會議也逐步開始吸收私人企業家和女性代表參加，讓有興趣關心時政的人士參與議政，避免過去只是借政協場合拉關係、談交易的陋習。我們開始感覺到，或許有朝一日，政協可以和人大並列，成為中國立法的第二機構。
政協的變革，反應了二〇〇〇代初中國社會的動態，數以千計的私人企業家，像我們那樣開始支持非政府組織和教育研究院所的活動。私人資金也投入像財金雜誌那樣的媒體領域，各種民間組織也開始籌建。企業家開始實際打破政協歷史上有名無實的禁錮。我們成立的凱風基金會，就聘用了在二〇〇六年出版《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政治哲學家俞可平擔任主任委員，認為俞可平作為可信賴的學者，能夠嘗試推動體制內部推動政治改革的探討。
我們還與海外的政策智庫合作，幫助中國的學者，瞭解民主制度的功能及制訂國家外交政策的過程。在溫家寶總理於二〇〇四年訪問英國期間，我們組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隨行，我陪同他們參加在唐寧街首相府、英格蘭銀行和英國議會上院舉行的會議。在二〇〇六年，我們贊助了由前歐盟主席帶隊的代表團，到中國參加外交對口的非正式交流。透過溫家寶的外交助理宋哲之指引，我們投入支持中國與國際關係的合作，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