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國家到處都可聽見暴富的神話。
我於一九九七年底遷入北京，發現中國有了一番新氣象。從鄧小平於一九九二年恢復改革以來，經濟規模已經翻倍，到了二〇〇四年又翻了一番。整個國家到處都可聽見暴富的神話，一夜改頭換面為百萬富翁的金融傳奇，成為司空見慣之事。進取的能量四處感染傳播，私人企業蓬勃發展。好像每人都在設法當自己的老闆。在大陸的中國人在這幾十年間，生活在共產黨主導的強制貧窮政策陰影下。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人們重新發現金錢、資產、私家車和奢侈商品的美好，似乎無人願意再回到當年。
黨開始鼓勵消費，事實上是向人們提供了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如果按鄧小平的話來詮釋，就是：「致富光榮」。基本上，黨的用意是達成一項交易──「將自由交給黨，便允許你發財」。
當時大多數中國私營企業規模都不大，具有二百萬美元年收入的企業，就被認為是初具規模了。但在南方，情況大不相同，私人生產作坊正在逐漸形成出口巨無霸企業，向美國消費者銷售運動鞋、聖誕節燈飾、玩具和微波爐。像現在的世界最大汽車零件生產商萬翔集團，當時才剛起步。曾經只是一位英語教師的電商企業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當時也在尋找天使基金的投資方。我曾記得與馬雲在香港的麗思卡爾頓酒店商談融資，他嘲笑我要他提供商業計畫書的要求，指著窗外高盛公司辦公的大樓說：「美國華爾街的高盛投行剛答應花五百萬美元，而我並沒有提供任何商業計畫書。我只需要你們投資三百萬，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商業計畫書了！」
共產黨的中央控制和計畫經濟體制，想方設法地適應國內的變化，舊的法規已不再適用。但是，黨在制定新規則時，各個主管部委皆有意識地保留很多灰色條款，所以當官方想要尋找懲治目標時，都可以找到理由如願以償。
中國大城市裡國營企業工作單位的解體，改變了人們居住在工廠分配的宿舍、送孩子去工廠管理的學校、全家在工廠生產線上班的局面，催生了吸引新投資和創造新財富的巨大機遇：房地產開發業。
腐敗在體制內泛濫，作為共產黨的官員和他們的親屬，充分利用政府部門的關係，將利潤豐厚的地皮分配給熟識的地產開發商。黨的領導人經常利用「反腐敗調查」來清除自己的政治對手，我剛到北京時，正值首都市長的案件在法庭審理。陳希同市長被指控在為黨內高幹興建度假住所時，貪汙數百萬美元。然而他的「真正罪名」是，帶領北京幫與黨領袖江澤民的上海幫分庭抗禮。在一九九八年，陳希同被判刑入獄十六年。陳希同的垮台故事被寫入略帶虛構的街頭文學作品，書名叫：《天怒》，反映了官方宣傳的黨英明領導和其市井形象之間，涇渭分明的反差。這個領袖階層是自我提攜的貪錢斂財陰謀團伙，他們的生活與普通大眾有著天壤之別。
作為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北京代表，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發展引擎的加速轟鳴，共產體制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百姓對物質享受的要求。社會局勢在飛速變化之中。電視、冰箱、電風扇、微波爐和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供不應求。然而對我自己的事業而言，我始終還沒找到竅門，成為真正掌握中國辦事規則的專才。我們的投資還是局限在外資進入的領域，主要是建設工廠、布局銷售和運輸的供應鏈、專利技術轉移，目標是把中國變成世界的生產工廠，這趨勢在二〇〇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依舊方興未艾。
我體會到自己在履行職責方面的準備欠佳。自己沒有任何可依靠的政府關係，甚至喝不慣在中國官、商場合必備的茅台酒，這酒是用高粱等糧食釀製的高酒精度烈性酒，被宣傳為中國的國家品牌酒，成為共產黨官方人物的宴席必飲酒品。說實話，我對如何與中國大陸同輩打交道毫無概念，他們對我而言是不同族類，我感到在他們面前，自己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
我也無法融入談論政治話題的聚會氛圍，這在中國的商圈是必備技能。我來自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我關注於職業生涯的發展，但與我交談的中國人都強調賺大錢為重。我經歷的天地廣闊無限，可以隨時去海外旅行，但中國同行的國際旅行卻是年度大事。我知道的時尚品牌，他們從來聞所未聞。但我卻無法順利遞送塞有鈔票的紅包，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在祖國純粹是個外國人，我甚至回想不起來，我年輕時在上海熟悉的國內人際交往的任何有用套路。
我曾經在上海與復星集團的一位高管喝茶，當時已經有傳言，復星早就與江澤民家族有關聯，他們其實對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資金毫無興趣。他們沒有理由讓一家外國公司，有機會窺測自身與官方的幕後交易。五分鐘後就結束了會面，我彷彿聽到對方的譏諷：「這個笨蛋根本不知道中國的任何事務，還想在中國做生意？」我除了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外，啞口無言。
我在北京的生活，籠罩在西方外派雇員的光環之下。在中國外交部駐地的對街，我租了一間設施齊全的公寓，一輛黑色的紅旗轎車配一個專職司機作為我的代步。我家中有一個打掃阿姨、辦公室有一個祕書，還有一個曾是上海模特兒的女友管理我的公寓大小事，難怪朋友調侃，我被照料得近乎溺愛。
我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基本都是外派雇員或講英語的亞洲華人，以及某些希望與外國人搭訕的中國人。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辦公室設在瑞士酒店，那裡也有其他外國公司常駐。我去酒店外派雇員成堆的的健身房鍛鍊、在一九九四年開業的北京滾石餐廳開派對，我沈溺於以外國人為主的交際圈子。
我經常在一家四川火鍋餐館飽食後，到訪一家臨近的半月酒吧，那裡是西方遊客和北京的性工作者經常出沒的場所。酒吧還推出由中國音樂家表演的爵士音樂，這在一九
四九年革命後被共產黨以「小資產階級情調」為由而遭禁止，如今又捲土重來，粉墨登台。這個酒吧是由跨性別女性舞蹈家、藝人金星創建，他於一九九五年經歷了中國大陸歷史上首例公開變性手術，從一名男性轉變為女性。
我每次去酒吧，調酒師都要通報，金星都過來打招呼，熱情有加，但我卻很不自在，漸漸遠離了那個是非之地。這也難怪，這就是當時的北京，每個人都在接觸新的事物，常常涉及到金錢，但也不否認夾雜了追求私人自由的成分，以及有意識地體驗所謂中國人想像的西方生活。
在多年閉關鎖國後，中國當時開放大量移民出境。許多年輕貌美的大陸女子都有出國願望，有一次在外國人舉辦的派對上，我認識了一位女子，她投我所好，主動相約去北京的中日友好中心奧林匹克泳池游泳，這位女子穿了件我都不敢正視的性感泳衣出場，令我感佩大陸女性的膽氣。不久後她就嫁給了一位德國商人，在杜塞道夫定居了。這些大陸開放的事例，讓我感覺到自己的落伍和保守，越來越像個旁觀者，只能從外部觀看大陸內部的改革風景。
一九九九年底，我認識了一位叫藍海的商人，父親是位解放軍的將軍。他對於電訊行業獨具慧眼，是當時傳呼機全面發展時期的主要軟體供應商。
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傳呼機在迅猛發展的中國是身分地位的象徵，就像在西方流行時的情況一樣。當時要等待數月之久，才能從國營電話公司申請到固定線路的電話開戶。傳呼機技術是由私人企業經營，給消費者提供了蛙跳的機會，直接進入電子通信的時代。為數不多的企業開建了強大的交換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傳遞呼叫訊息。一九九〇年末已經有大約一億中國人擁有傳呼機。緊接著另一個顛覆性的技術，兼具訊息傳輸功能的手機引入中國，傳呼機眼看要被淘汰。藍海經營一家叫「掌上信息」的公司，向當時已被手機衝擊的BB傳呼機行業提供軟體，開發辦公和銀行類的網路服務。藍海向我招手，希望我加入掌上信息公司當總裁。中國創業投資公司隨後幫掌上信息公司融資四百萬美金。這一切，也促成我人生的另一個大轉折。
藍海提供的機會，正值我開始懷疑自己的私募股權投資職涯的時刻。我那時已經感覺到，自己像站在河岸邊，目睹中國現代化的國家發展浪潮澎湃而來，卻無法親身參與中流擊水的努力。身為當時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經理以及駐北京的首席代表，我可以預見到自己的職業未來，在四十歲左右有可能被提升為合夥人，幾年後就可以像我的老闆們那樣，回到香港，住在大別墅中退休養老，這樣的結局留下非常有限的想像空間。在私募股權行業，我們總自稱離商場的前沿壕溝有萬米之遙。而我期待著投入戰壕，不是只作為一個投資者，而是成為商業實體的創建人以參加公司的實際運作。我要躋身中國發展的故事之中，而不僅僅是單純從中牟利。更要強調的是，我生來就喜歡探索未知事物，從上海的弄堂到美國的心臟，我熱愛迎接新的挑戰。我希望創建令人驚嘆的事業，目前置身於中國的獨特發展時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而且我也體認到要成為一個真正優秀的投資者，我也必須具有企業家的經驗。在企業金融投資行業，每個人都可以分析數字，但真正可以經營企業的寥寥無幾，於是我決心要勝任這屬於少數精英的職責。
我在二〇〇〇年初出任掌上信息的總裁職務，藍海則轉任董事長。依靠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資金投入，我們在北京繁華的東三環燕莎商圈租下一個新建辦公大樓的整個樓層。我們從當時的電訊老大哥摩托羅拉公司挖來了一位企業高管，新招員工百餘人。甚至在美國南加州也建立海外的辦事處，我們需要營造一種蓬勃騰飛的公司形象。公司的商業名片上印有十幾個分支機構，連某國營電訊公司的主管在翻看我們的名片時都驚嘆：「原來，你們現在已經是跨國集團型企業啦。」
主持掌上信息公司後，我們的擴張努力，無時無刻地等待著預期的盈利結果。然而我們的成本消耗速度居高不下，收入增長卻虛弱疲軟。我們艱難地嘗試說服中國的主要銀行購買我們的短訊業務服務，甚至當有公司對我們的技術感興趣時，我們也遭遇對手的競爭。公司開始擁有軟體專利技術，但一位員工跳槽後，新的競爭者公司立刻推出同樣服務，而且價格便宜許多。我們沒有任何可用來保護知識產權利益的依靠，中國是世界上知識產權最不被保護的國家，使用盜版軟體與影像光碟可說司空見慣，沒有任何中國法律機構在二〇〇〇年代願意審理我們的合法訴訟。
二〇〇一年春末，面臨公司營收下滑、成本高升的局面，我們大幅縮小人員規模，我也在任職十八個月後，自請離職。由於在北京沒有任何牽掛，我返回上海。此時，我的父母已由香港搬回上海居住。
我父親的職業生涯現在與我反向而行。他將美國泰森食品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銷售額從〇增加到每年超過一億美元。如此成功的業績表現，使泰森食品公司決定在大陸設立辦事處，並將父親派回上海，成為駐華辦事處的首席代表。父親將這次重返上海，視為是自己的一次勝利凱旋。他離開中國時，是背負出身不好標籤的中學教師，他憑藉一己的努力逐步升遷，從一個香港倉庫的苦工，到現在成為數十億美元跨國公司的中國首席代表。他重返中國，被朋友們戲稱為「美國買辦」，這是一九四九年革命前，上海人對美國公司代表的稱謂。這是個雙重含義的詞彙，因為從字面上，可以戲暱地稱父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但另一層意思，則代表對父親事業成功的認可。父親接受這個綽號，他認為是給自己人生奮鬥結果的褒獎。在市區玻璃幕牆環抱的摩天大樓內享有獨立辦公室和入住市中心華麗裝潢的高檔公寓，這些外企高管的待遇，都更加激發父親的雄心和自尊。
上海的繁榮遠遠超越了雞雜的銷售，父親曾執教的向明初中已被拆除，成為當時最火紅的卡拉OK「錢櫃」的第一個營業點。除了在市中心購買住房，父母還在上海最好的高爾夫球場所在的佘山購置了一幢郊外公寓當成周末別墅。我回到上海，就搬到那裡，重新審視事業的發展方向。
除了自己的境況，我周圍的其他事物都蒸蒸日上。我成人後，習慣了不斷進取，現在只好承認人生遭遇挫折。在生活中，我開始第一次閱讀自我勵志的雞湯書籍，從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的《人性的弱點：如何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加上中國哲學家孔子和孟子的學說，直到佛教精神導師南懷瑾的著述，我都潛心拜讀。我經歷了自我批評和自我發現的過程，開始真正體會到中國的俗語：「要想跳躍，必須先學會躬身。」的道理。
南懷瑾是前功夫武術冠軍，在二戰期間，他放棄了從軍的戎馬生涯，進入佛教寺廟修煉。一九四九年，為了躲避共產黨革命，他來到台灣，最終成為用中文寫作，在宗教和中國哲學領域的最著名作家。我覺察到，我太忙於找尋人生的下個目標，所以從未停下來靜心反思。通過學習南懷瑾老師的論點，我對反思自己為什麼失敗的興趣，要遠大於分析掌上信息失敗的原因。我要捫心自問的是，我要成功的話，自己欠缺了什麼？
我體悟到，我前進的速度太快，經常著眼在事物的表面工作，缺少必要的深度聚焦。我以前總認為注重細節太繁瑣，但隨著深入學習，開始意識到細節是至關重要的。掌上信息經營的挫折使我患上嚴重的失眠症，於是我開始冥想打坐，學會自我控制，清除思想雜念，以求順利入眠。我同時也練習自我調節呼吸頻率，在往後的繁忙歲月裡，這個技能令我受益匪淺。南懷瑾老師有關超越自我的理論訓誡，也奠定了我日後對慈善組織活動的興趣。在這期間，我跳出從前北京外派雇員生活的陷阱，與相識的女友也分道揚鑣。在最困難的時期，還接受過父母提供的生活費用，以勉強度日。
在上海期間，我還不時為掌上信息公司工作。在二〇〇一年冬天，我又到訪北京，替掌上信息公司與泰鴻公司商討合併事務。該公司主要業務是向電訊公司銷售硬體器材，掌上信息的體件服務與他們的產品互補，雙方有共同的客戶群體。泰鴻當時也希望借助企業併購，引進新投資者，解決現金短缺困境，因為大多數國營企業的客戶，在購買設備時總是拖延付款。在這次的北京行，當我訪問泰鴻公司設在北京飯店附近的東方廣場總部時，有人向我引介了段總──女董事長段偉紅。
我在中國六年的職業生涯中，還未曾見過像段偉紅這樣性格獨立的女企業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會議上，段偉紅獨自誇誇其談，別人根本插不上話。中國是傳統男性主導的社會，看到如此強勢的女士控制著會議進程，著實令人震驚。她與我所見過的中國商界女強人不同，我首次領教這位名片上註明為女董事長的厲害。
在隨後的討論兼併期間，段偉紅還不經意地評判我的行為，告誡我在與官員見面時，不應像西方人那樣蹺腿，而是要像小學生那樣正襟危坐；如果不是被問到問題，最好不要先開腔等。
我從來沒見過像段偉紅那樣直言不諱、自信滿滿，直敘本身對事物看法的女企業家。身著香奈兒時裝，提著愛馬仕手提包，段偉紅充分展示自己富有與成功的形象。我當時正在尋找新的事業方向，同時也處在懷疑自我能力的焦慮之中。看著段偉紅，我希望能像她那樣地自信和自強。
段偉紅身高一百六十八公分，在中國女性中屬於高挑的。她的嗓音甜美，大學時曾擔任過學校合唱團的領唱。當我們與同事去卡拉OK時，她拿起麥克風開口唱歌便驚豔四座。
我並不一定會以「漂亮」來描述段偉紅的長相，她在年輕時曾經有一副姣好的容顏，但我們見面時，她已經接近四十，體型略胖，但還是保持了與年齡匹配的自然體態；她的眼睛明亮，閃爍著智慧和精力。與我交往過的其他女友相比，段偉紅的智力和精神境界都高出常人一個檔次。她讀書的興趣與我相同，對在中國發生的事物有充滿哲理的理解，為我搭建了回到祖國謀生的成功橋梁，在我生活中的這個轉變期，我向她的魅力敞開心扉。
她彷彿熟知中國發展的動力所在，與她打交道的官員，我只有從新聞報導中才能聽到他們的名字。她也熟知我從未聽說過的內幕人事，對我來說彷彿進入了一個新世界，她同時也主動引導我加入她的事業。
我開始經常訪問北京，與段偉紅見面越多次，就越對她印象深刻。她可以整段背述中國哲學家孔子和孟子的教誨，以及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名言。她邀請我幫助她們公司籌集資金，我也開始為她在投資領域提供諮詢。
我們開始談戀愛了，除了像其他情侶那樣約會、吃飯看電影，與眾不同的是我們之間的對話內容，融合了我倆的人生目標和她對浪漫的理解方式。我還從來沒有過如此發展兩者關係的體驗，也從來沒有接觸過如此自信的女人，她堅持自己的觀點永遠正確。在二〇〇二年初，我們曾在北京凱悅飯店裡一家全大理石裝潢的咖啡店見面，交談了三個小時。段偉紅拷問我對於婚姻問題的態度，她用我從未經歷過的方式，引導我像置身醫師診所那樣，解析自己的私人生活。我從來不是喜歡取悅女性的男士，但是外表上，我像西方人士一樣對兩性關係持開放態度。如果事情發生，就順其自然。然而段偉紅並不贊成這樣的想法，她責令我：「你必須要有一個更好的思維方式。」我們隨後實際上利用了分析商業計畫可行性的模式──SWOT分析，剖析各自的優缺點、婚姻成功的機會和失敗的危險，最後核對各自的分析筆記，比較彼此的結論。
段偉紅理性的分析論述，也符合我對邏輯思考的偏好。她好像掌握了成功的魔幻配方般，而我當時正在重新審視、思考自身未來的發展方向和路徑。段偉紅對於戀情、愛情與性的觀點是，我們可以逐步溶入這些經歷，但這不是保持我們聯繫的黏著劑。雙方關係的基礎是在深層次下的邏輯性。我們的個性是否相配，我們的價值觀是否相同，是否有共同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否對達致目標的手段與方法有同樣看法。我們都致力於在中國和世界的發展中，留下自身的歷史印記。段偉紅信心十足地認為可以找到成功的密鑰，我也決定與她攜手同行，實現目標。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彼此吸引是因為著重於思想和智慧的交流，勝於心靈層次的戀愛。這段看來有些像被人安排好的婚姻，其區別在於，是由我們自己，而非由媒婆來相親牽線。段偉紅的邏輯性充滿說服力，我們相互匹配，我熟悉財經報表，在西方人士的圈子裡游走自如；段偉紅則專長於介入幕後的中國，她使我理解到，儘管我出生於中國，在北京經商多年，但對那個隱蔽的中國，根本就是孤陋寡聞。她是帶我進入那不同經緯度社會的領路人，我對那裡的坐標毫不熟悉，我得知的奇聞令我驚嘆且著迷，顛覆了我已有的常識。
期待著人生的下一步行程，我遵循著段偉紅的指導以接近成功。就如當年我剛到香港時，表姐重新改造我，學英語、廣東話、重塑行為舉止。為了表現成熟，我摘下隱形眼鏡，換上傳統鏡框；減少休閒著裝，注重西服革履，表現出一派老成持重感。
段偉紅也重塑我的大腦。有一天，我們同車出行，我凝視窗外，大腦當時一片空白。段偉紅問我：「你在想什麼？」我回答：「沒想什麼。」她挺直身子，正色地對我提醒：「這可不對，你的思緒必須不停運作。」
段偉紅總是每時每刻都在計畫下一步的行動，給誰打電話，要說些什麼，如何運作。她不是提前一步計畫行動，而是十步超前運籌帷幄。我也在適應這樣的思維模式，過了一段時間後，習慣成自然，這種思維模式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當然，這也產生負面衝擊，在相處初期，我們完全享受各自的陪伴，但隨著我們越來越聚焦將來的前景，我們的思維對當前身邊事務的關注不足。我們相互關心不足，越來越著眼於外部世界的變動。
段偉紅向我仔細地解析中國政治的體制結構。在西方，政黨只有在贏得選舉後才能掌握權力、控制政府。在中國，共產黨沒有競爭黨派，各級黨委書記的級別高於政府主管，可以獨斷專權。甚至中國解放軍也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黨才能指揮的武裝。共產黨的政治權力凌駕一切。
我同時也開拓了段偉紅看待西方的視野，與她分享品嘗西餐和葡萄酒的心得；用我多年從事體育的經驗幫她在健身房略減體重，與她在北京君悅酒店裝飾成熱帶雨林的泳池游泳，但沒有運動習慣的她，如此鍛鍊數月後，也就不了了之。
我們精神生活的共享也在進行中，段偉紅是虔誠的基督徒，對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她一直希望我成為信徒，帶我去教堂，讓我讀聖經，告訴我這樣可增強彼此的關係。但我不僅讀聖經，也看古蘭經、巴哈伊信仰和其他宗教書籍。我一直在探索自己的精神信仰道路，但最終段偉紅的基督教情懷也沒能讓我找到心靈歸宿。
在段偉紅的指導下，我盡量壓抑自己奔放的情感，贊同她的論點，認為關係的密切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水到渠成。更何況當時我也憧憬著與段偉紅合夥而即將到來的光明人生，耐心是理所當然的步驟。但在私底下，我們也經歷了一段柔情蜜意時期。在當時社會上對男女愛情的過度表露普遍反感之時，我與段偉紅經常手牽手示人。我們的戀情升溫迅速。段偉紅有時也會像少女般撒嬌。她一直以我的英文名字喚我，我則稱她為小段。在一年的相處後，我們開始同居。
如今回顧往事，我認為有幾點因素，可以解釋段偉紅對愛情的實用態度，與她和我交往的意願。其一，在中國，段偉紅已經算是大齡女子，我們相識時，段偉紅告訴我自己三十四歲了，只比我年輕一個月。在當時婦女結婚的平均年齡為二十五歲的中國社會，段偉紅是婚姻市場的遲到客。更有甚者，在段偉紅的交際圈內，單身婦女是被權力擁有者所窺伺的獵物。
掌權的男人無時不在追逐女性，中國略有錢財的未婚婦女都會被懷疑生活不夠檢點。段偉紅以前曾拒絕一位比她年長二十多歲的黨內高幹的求婚，如果繼續保持單身，同樣情況一定層出不窮，因此藉口將與人共結連理，可作為保護自己的盾牌。但即便在我們結伴社交後，其他人對段偉紅的追求並未中斷。共產黨在中國以數十年時間壓抑人們的物質和性欲望，現在社會上對這兩方面的追求則同時爆發。「連北京的空氣都充滿了荷爾蒙」，可說就是當時北京的社會寫照。
我的身材高大，加之不俗的外表，可能是段偉紅決定與我交往的主要因素之一。我的西方教育和財經專業背景，也為我加分不少。我是中國人，但在西方接受教育，可以被稱為局內的局外人、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有著特殊的價值。對段偉紅而言，最主要的因素是「信任」，她不需要一般的商業夥伴，她需要的是可以無保留地信任的對象。在段偉紅即將圍繞中國權力中心擺棋布局之際，她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賭局中，需要一個自己能一一〇％信任的合作者，一般的經營同夥是遠遠無法勝任的，她在各方面都需要我這樣的搭檔，一個願意在賭桌上全押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