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黨的定義，我父親的家庭屬於黑五類。
從我自己的出身背景來看，根本無法想像在二十一世紀初，我能夠躋身於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勢的頂層圈子。我不是生於紅色世代的家庭，沒有與在一九四九年奪取中國政權的共產黨高層領袖們沾親帶故。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我的個性好像也不適合我曾經擔當過的角色。
我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出生。我的家族，可以按是否被掌權的共產黨鎮壓過而分門別類。根據黨的定義，我父親的家庭屬於黑五類：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革命前，我的家族長輩都是地主；如果他們還有在海外的親友，那當然就罪加一等了。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經濟富足和擁有海外關係的人被共產黨認為是命中注定的鼠輩之流，縱使這在世界其他地區都被視為家族榮耀。由於家族的低下出身，導致父親在青少年時期備受壓迫，包括無法去更好的學校讀書，也造成他終身孤僻的性格。父親的家族是蘇州擁有土地的富戶。蘇州坐落在長江下游三角洲流域，以其典雅的私家園林和風景如畫的運河水道聞名於世，被譽為中國的威尼斯。據家族的耆老說，在一九四九年，當共產黨軍隊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作戰逼近蘇州時，沈家人將家族財寶丟棄在祖居的水井之中。這塊地隨後被共產黨政府沒收，現在是一家國營醫院。在多年前的家族聚會上，一位長輩將非常詳細的藏寶地點告訴我，試圖說服我去挖掘沈家的寶藏。然而考慮到中國政府將所有地下物藏視為國家財產，我婉言拒絕了這位長輩的建議。
我的爺爺在解放前，曾是上海的一位知名律師。在共產黨即將掌控全國時，像其他富裕人士一樣，他也曾有機會逃離大陸。但是爺爺認為帶著一家人離鄉別井的逃難，風險太大。對他而言，當時大陸難民的首選地香港，根本無法媲美他現在的家居城市，時稱東方巴黎的上海。爺爺相信了黨要與資產階級成員合作建設「新中國」的宣傳，於是選擇留在大陸。
父親從來沒有原諒過爺爺這個致命的抉擇，因為爺爺對共產黨抱持的天真幻想，斷送了他的前半輩子。在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關閉了爺爺的律師事務所，迫使全家──包括父親的兩個兄弟和一個姐姐──搬離祖父解放前用金條購買的上海三層樓洋房，遷往蘇州。我父親是唯一留在上海的，當年十歲的他，被安排留在上海完成學業。
接下來的幾年是父親倍感艱難的歲月，輾轉住在不同親戚的屋簷下，祈求基本的食宿便利，所以餓著肚皮睡覺是司空見慣。我的一個叔爺爺對父親格外友善，在共產黨掌權前，他是個成功商人。隨後黨接管了他的公司，安排他在自己曾擁有的工廠做人力車夫的工作。共產黨熟練地操控這種處理異己的方法，目的就是摧毀一個人最寶貴的資產
──他的尊嚴與自尊心。
在共產黨掌權的這個國家，身為黑五類家庭的子女，我的父親學會低調處世。只能靠自己度日，鍛鍊了他的忍辱負重性格，教會了他頑強的生存能力。然而他經歷的磨難，則更加深對爺爺將家庭留在大陸的怨恨。
在上海伴隨著飢渴和孤獨中長大，父親開始懼怕與周圍的人形成密切的聯繫，他害怕虧欠任何人，任何事都只靠自己。這樣的想法也注入在我的成長教育之中，直到今天，我也始終無法對虧欠他人感到心安理得。只是在遇見了成為我的妻子的女人之後，我才意識到這種自我隔離的缺陷。段偉紅曾經開導我，在人生起伏動蕩中，如果你不欠別人，別人大概也不會欠你，那麼你將無法建立任何深入的人際關係。如此看來，儘管我曾經多年懼怕父親，現在我倒視他為獨自與周圍世界隔離的孤寡老人。
父親出身於受人歧視的家庭，使他無法進入較好的大學讀書，被指派到上海一所教師培訓學校主修中文。父親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以上，在同輩人當中相當顯眼，是學校排球隊的明星。他持之以恆的勤勉品行及運動員體魄，肯定是令母親青睞的因素，他們於一九六二年在教師學校相識相戀。我的母親當時也是楚楚動人，身高一百七十公分，在中國女性中也屬個頭高挑。她也是體育迷，擅長田徑運動。在父母身著毛式服裝、表情嚴肅拍攝的黑白證件照片上，我感受到父母年輕時，身為一對俊男靚女的風采。
儘管母親的家庭有海外關係，但她們設法躲避了迫害。我的外公來自臨近香港的廣東省，像許多南方人的家族，親友遍布世界各地。一共有七個兄弟姐妹移民到印度尼西亞、香港和美國。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革命前，外公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奔波，管理在兩個城市裡的商業活動。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外公曾代表資方與上海牙膏廠的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名叫江澤民，他在一九八九年成為共產黨的新一代領導人，一九九三年出任中國國家主席。一九四九年後母親全家曾搬到香港。由於後來外婆與外公關係不睦，於是外婆帶著三個子女，包括母親又搬回上海。外公外婆始終沒有離婚，外公定期寄來外匯資助外婆一家生活，直到去世。
母親的家庭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遭受很多苦難，黨利用類似她們的家族，獲取外匯資金，籍此打破美國強加給中國的冷戰貿易封鎖。黨稱她們為愛國海外華僑家屬，各地政府會對這些國內人員寬容相待。
外婆很有個性，年輕時也是一名美女，來自中國北方港口城市天津的一個富有家庭。外婆居住在上海的一幢多層小樓中，這個房產從來就沒有被政府占用過。她每天凌晨四點起床，然後去附近的公園練保健操，早餐是一杯豆漿和一根油條。然後就回家抽菸和玩紙牌，那時女人很少抽菸，可見這位老太太非比尋常。靠著在香港的外公寄來生活費資助，外婆一輩子都沒有做過一天工，而且一直有傭人服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緊張時期，也是如此享受。那期間，數以千計有西方留學經歷的人因為嚮往西方科學、民主和自由理念的罪名被殺害，但我的外婆僥倖逃脫，毫髮無損，由於沾了「愛國海外華僑」家屬的光而避過文革劫難。
外婆在老年歲月也是爽快直率，極有人緣。我喜歡周末去外婆家，她親自將芝麻粒磨成麵，做成香甜可口的芝麻糊，然後招待我們吃用肉和蔬菜包的像棒球般大小的包子，這可是她天津老家的特產。
母親有著比父親快樂很多的童年，像我外婆一樣，母親是社交廣泛的女士，在同學中人緣很好，總是對人生抱有如陽光般的憧憬。她的性格也與父親兩極分化，尤其是對待風險的態度更是截然不同。母親敢於迎接困難的挑戰，父親則盡量回避。母親後來發揮了自己敢冒風險的投資本能，推動父母兩人及時趕上香港和上海的房地產增值大潮，收益豐厚。
一九六五年，通過政府批准，我的父母結婚了。黨安排他們在不同的中學當老師，這在當時很正常，黨控制一切，個人無法選擇職業，甚至連婚期也要聽黨安排。父親被分在上海向明中學教中文和英語，他的英語是通過廣播課程自學練成的。他還擔任學校女子排球隊的教練，帶領球隊數次參加過上海市冠亞軍的爭奪。多年的努力工作，使父親贏得由學校黨組織命名的模範教師稱號。
母親任職的學校，離家有一個小時的自行車程，她教授數學，深受學生愛戴。原因之一是母親辦事仔細認真，再者就是她能夠站在學生角度觀察問題。父親的個性比較自我中心，母親則處事靈活，能站在他人的位置處理問題，這種特質在當時的動盪社會中是很難得的。母親能從學生角度看問題的能力，經常指導學生順利解決學習和生活中所出現的問題。在當時政治運動席捲校園、老師與學生經常相互攻訐各自的思想是錯誤時，母親經常出面調停，力求息事寧人。有一次在大批判會上，有個學生被點名鬥爭，母親及時介入，在暴力升級前化解對抗。這就像將救生的纜繩投給溺水的遇難者，但學校的其他教師卻都不敢如此行動。她的學生也牢記她的善舉，直至今日，母親和當時的學生們還經常相聚敘舊。
母親在家中三個孩子裡排行老二，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我的父母結婚後，舅舅經常嘲諷母親選擇一個黑五類的後代，他們時常提醒父親，自己出身優越，有香港的外公每月寄生活費，財大氣粗。我有一個舅舅曾用這筆錢購置了全社區的第一輛摩托車，並第一時間就向父親炫耀。
我出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黨那時安排我的父母下鄉向中國農民學習。毛主席發起了這個運動，結局是扼殺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也將中國經濟推向崩潰邊緣。父母和我還算幸運，沒有喪失在上海的居住戶口，沒有像成千上萬的上海居民一樣被流放到類似蘇聯西伯利亞的中國邊疆，永無回滬的希望。父母的學校允許他們輪流下鄉與農民同住，所以避免了我在上海無人照料的困境。
我出生時塊頭就大，長得也快。我沒有辜負自己的名字，棟，中文有「棟樑」之意。我身高一百九十三公分，加上我的體育天賦，使我自然地成為同齡孩子的頭領。我的父母也培育了我讀書的愛好，年幼時便收藏了非常完整的兒童連環畫圖書，書中描繪很多中國傳奇人物，包括中國共產黨革命及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英雄。我伴隨著小兵張嘎，有關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槍殺日本侵略者的少年勇士的故事長大，曾有過黨培養的愛國情懷。我也喜歡講故事，我的朋友們經常圍成一圈，聽我講述連環畫中的傳奇故事；有時我甚至編造情節，展示自己的創作能力。
這些充滿為共產黨革命和為祖國犧牲故事的兒童圖書，培育了我對中國深刻的熱愛，也為我成年後的抱負奠定基礎──要為建設中國貢獻自我。我被教育要視中國為偉大的國家，要堅信黨和國家的任何承諾。
在上海，我們住在一九五二年被黨沒收的原屬爺爺的房產裡。那是一幢英式的多層洋樓，位於與淮海中路毗鄰的巷子內。淮海路是上海法國租界的主要大道，租界內樹蔭密布，四十九年前由來自巴黎的官員按照法蘭西帝國的領地進行管理。共產黨執政後，經常指定原來的房東在自家房產的角落居住。這種政策，體現了黨有意識地羞辱資產階級，以彰顯黨和政府的權威。
我們被允許住在二樓的兩間房內，一個醫師的家庭占用了原來爺爺在一樓的客廳。醫師曾在革命前留學英國，他的居所到處堆放著外國的醫學雜誌。我們一個遠房親戚的家庭住在三樓。所有住在樓內的十口人共用一個浴廁間和一個廚房。上海一家知名的烘焙店就坐落在我們住家的巷口，誘人的烤麵包香氣終日在住所飄蕩。
父母的雙人床安放在我們睡房的一角，我的一張單人床置於房間的另一端，一個帶抽屜的衣櫃隔開各自的床鋪。一張安放了一台收音機的小桌靠在我的床邊，我們將這台收音機視為珍貴財產。父親常坐在凳子上，倚著桌子、側著耳朵聽美國之音廣播學英文。當父母在樓下做飯時，我經常放下手中的作業，打開收音機，邊聽往日英雄故事的廣播，邊留意父母上樓的腳步。他們希望我只專注在自己的功課上，不允許隨時聽廣播。與其他父母是雙職工的孩子一樣，我從小在脖子上套著鑰匙鏈圈長大，中午自己從學校回家，料理自己的中飯。
我覺得父親對社會及其他事情的不如意，導致父親經常將自己的不愉快向我發洩。他常將我推到住房中央，在昏暗的螢光燈下，毫不留情地用皮帶、手掌或硬如石塊的木尺打我。實際上，我曾是模範兒童，在班上是第一個被批准加入紅小兵組織的，這是在黨的指導下選擇性地吸收少年學生的群眾團體。我還被選為中隊長，被公認為是天生的班級領袖。但是父親不管這些，事無大小都要打我，有理無理都是他說了算。
有一次我忘了完成老師派的作業，被經常在家長面前揭發學生缺點的老師告到父親那裡。當天晚上，父親狠狠地將我痛打一頓。樓下醫師的太太聽到我的哭喊，上樓打開了我們的房門，悄聲要求父親住手。父母都很尊敬樓下那戶人家，主要是因為醫師曾在西方留學。父親終於手下留情，樓下阿姨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之後每逢父親再打我，我都希望自己的叫喊能再次將醫師太太喚上樓。
我的父母曾表示，我被他們管教是運氣夠好的了，其他家長處罰時，要孩子跪在木質有楞條的洗衣板上，這可會導致膝蓋皮開肉綻。我不信這套，一直對自己被痛打心有餘悸，經常從噩夢中驚醒，渾身出冷汗，心臟狂跳。我和父親從來沒有對過去的芥蒂明辨是非，他也從來沒有表示過對以前如此粗暴地對待我而感到內心愧疚。
母親在學校盡職保護自己的學生，但在家裡，她卻從來沒有給過我如此禮遇。與父親的痛打不同，母親用言辭的指責表達她對我的蔑視。當我已經三十多歲時，她還經常說我是「比一頭豬還蠢，比一捆草還賤」。她告誡我要「笨鳥先飛」，強調如果我要自己做成大事，就必須要比其他孩子更加刻苦努力才行。
我在家中極盡貶低和專注懲戒的環境中長大。獲取的讚譽就像當年憑票供應的雞蛋那樣稀有珍貴。父母專挑我的毛病，每次我稍稍嘗試到微小成功的甜頭，母親就告訴我「小心別太驕傲了」。最終，我所有與父母的互動都是為了避免指責，而不是為了獲取對成就的褒獎。與父母交流不是擁抱成功，而是如何逃避失敗，我無時不處在憂慮狀態，感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美中不足。
在那段時間，我體驗了在家庭之外與家中處境的極度反差。外人眼中，我被認為是領頭人才，詼諧健談，有運動天分，人品良好；但在狹小的家庭空間裡，父母彷彿從根本上就對我不抱希望。可能在中國，孩子們的這種遭遇習以為常，那裡對孩子的期望很高，持續的指責是家常便飯；那裡的家長相信，孩子只能在失敗中學習，不可能藉由成功來成長。隨著我逐漸成長，這家裡、家外兩個世界的角力，也隨之越演越烈。
無論如何，我總還是要感激父母提前養成我的讀書興趣，他們知道什麼樣的書籍會令我著迷。他們一開始鼓勵我看連環畫，之後我開始迷上武俠小說，類似的武術傳奇還激發李安導演拍了奧斯卡獲獎的影片《臥虎藏龍》。
作為家中的獨子，在當時每家孩子都有兄弟姐妹的環境下，我習慣了孤獨生活，包括獨立閱讀。武俠小說，相當於今天流行的《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將我帶入想像中的天地，那裡充滿了王公貴族與市井坊間的複雜關係，糾結著生與死的決鬥，愛與恨的情仇，對抗與報復以及算計與智謀。我迷戀的英雄也經歷了相同的歷程，小時目睹雙親被謀殺，無盡的苦難伴隨他逃過追蹤的殺手，在夏日沿街乞討，逢冬天就躲風避寒。最後他在密林中迷路，跌入山洞被路過的和尚搭救，然後教他祕傳的武功。經過多年歷練，他最終返回家鄉，報仇雪恨，聯合世間武林高手，將和平帶給天下蒼生。我覺得自己變成故事中的人物，挺身格鬥並最終戰勝自己的心魔。
我的小學靠近錦江飯店，飯店是上海市四十九年前的地標建築，是當時上海兩座可以接待外國旅客的酒店之一。因為學校離酒店近，導致黨的宣傳部門經常組織外國人團隊前來訪問。中國共產黨將世界畫分為朋友和敵人，為了贏取國際朋友的支持，黨積極培植「國際友人」，包括左翼知識分子、記者和政客。每次國際友人的團體來到我們學校，數學最好的學生就要在黑板上演算題目；體育最好的學生要表演體操，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傳統，迷惑持懷疑態度的遊客，讓他們認可中國社會主義的光明成就。
有一天，來自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的代表訪問學校，該委員會是仿效蘇聯而成立的龐大國家部門。我們一群有體育天分的學生被脫得全身只剩內褲，接受檢查。官員查看了我的手腳，宣告我適合學習游泳。父親將我帶到學校附近的市區游泳池，開始用典型的中國方式教我游泳：先把我扔入泳池熟悉水性，我掙扎著浮出水面，嗆口地喝下不少池水。幾周後，我就準備好參加地區組織的測試。我在六歲這年，成為學校游泳隊的一員。
游泳訓練每周進行七天，泳池離家要步行四十分鐘。每天我早上五點半起床，吃了簡單的早飯便出門，沿著上海蛛網似地弄堂小路走到游泳池。我習慣於自我挑戰，探索通往泳池的近路，開始進入新的街巷，我甚至都不知道能否走出弄堂。我熟悉得很快，找到可以到達同一地點的不同路徑。我們早上七點到八點游泳，然後回學校上課。經常在下午還有第二次訓練，經常在周末也不得休息。不久，我就成為同齡組的仰泳第一和自由泳第二。當時，曾經是我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同學，後來入選中國國家游泳隊。我們曾經不時步行到泳池鍛鍊。有時早上在更衣室，我試圖隱藏父親晚上打我後留在手臂、後背和大腿上的傷痕，但還是被對方看到了。我調侃他的父親從不打他，他是幸運的，不過他卻回我一個苦笑，不言自明。
我們的教練是典型的中國教頭，身材矮胖，脾氣很爆。上海冬天的天氣挺冷，但由於城市坐落在長江南岸，根據中央政府規定，建築物內都沒有取暖設施。史教練經常在冬天的早上，要我們開始用蝶泳下水練習，以打碎昨晚泳池水面凍結的薄冰。教練們有時會從旁邊的熱水爐向池內倒些熱水，然後看著我們像搶食的魚群，圍繞著熱水入池的地點避寒，惹得他們開懷大笑。
作為游泳隊成員，也有一些福利的，每天訓練後，我們都能享受一頓不錯的訓練餐。那時大米和肉類在中國還是定量供應，但在游泳隊的食堂，我們可以吃到肥瘦搭配的豬肉、新鮮的蔬菜。我們最珍惜的是，有時還能吃到少見的雞蛋。一年一次，我們還可以分到一隻雞帶回家。我常設法將多餘的食物帶出食堂，施捨給需要的團隊成員，換來他們對我忠誠的回報。食物在那時彌足珍貴，手握吃食，就是當之無愧的孩子幫首腦。
接觸游泳，無疑對我今日的成就做出了意義重大的貢獻，這項運動讓我擁有自信，得到堅持不懈地往目標明確努力後的喜悅。藉由游泳，我結交到遠超出自己普通社交圈的朋友，直到現在我還能體會到這種機會的獨特印跡。
身為一個好動的男孩，我對學童時代的政治氣氛，印象模糊。只記得當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國動亂時，我在號召不留情面打擊階級敵人的政治標語前玩耍；我聆聽過學校附近軍營的戰士高呼口號，反對修正主義和歌頌國家的締造者毛主席；我也看到戴高帽子的政治囚犯被押在敞篷卡車上，遊街示眾，然後開往刑場執行死刑。
然後就是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我和周圍都是八歲多的同學，對發生的事情難以理解。只是聽到學校宣布後，老師開始哭，我們也跟著老師一起哭悼。指令傳下來後，一律不許玩耍和嬉笑。我和班上幾位學生還因為玩耍聲音太大遭到校方訓斥。
此後不到一年，一位名叫鄧小平的資深黨領袖在被常年內部流放後，恢復了權力控制。隨後，鄧小平主導了審判「四人幫」，清除了四名圍繞在毛主席身邊的極左派領導人。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發動了歷史性的改革，將中國轉變成今日的經濟強國。但是，我們全家並沒有在國內參與變革，我的父母已經醞釀了自己的奮鬥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