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都有多不勝數的財富，但實際上還是要被迫為黨服務。
回顧北京機場總經理李培英於二〇〇六年失蹤及隨後因貪腐罪被拘捕，我因忙碌於處理李培英消失而造成的混亂，保證機場航空物流中心建設工作正常運作，輕忽當時中國社會正面臨廣泛變革的警報。
當時只是認為李培英的倒台，源於他自己沉迷賭博，輸掉國家的數百萬美元資產。其實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共產黨高層就開始對私人資本家階層的自由傾向加以警惕防範。為了加強黨在理論和經濟方面對社會的控制，削減富裕階層的影響，導致黨開始強化國有企業，限制私人公司的擴張。
李培英被隔離調查後，機場當局又任命了一位新的總經理。一改以往李培英個人說了算的管理風格，實行集體決策領導。我開始必須與機場集團的眾多部門打交道，正當因在美國救人導致與順義區官員的合作順暢時，我們與機場合作夥計的關係卻開始產生新的挑戰。
以前只有區區兩人參加我們的董事會議，但新任機場總經理則派出一組二十多人的團隊來加強對合資企業的控制管理。我以前可以決定幾乎所有日常事務，現在大小事都要與機場人員開會商量，而他們代表的是機場而不是合資企業的利益。
國營人員開始質疑為何我們這家私人企業要介入航空貨運物流中心這個國營專利領域事業，一時之間，彷彿時光倒流，「國進民退」成了新勢頭。來自黨內高層的政策轉變，導致產生某些國營企業強行併購成功民間企業的現象。就像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需要時就拉攏某些社會力量，一旦利用完畢就棄如敝履。
中國的官場結構也在變化，以前地方官員大多從當地內部提拔，但是中央擔心這些扎根基層的幹部不能被有效掌控。打著權力分散旗號，黨開始推行其拿手絕活：「摻沙子」，開始從不同區域選人，空降式地任用官員，國家媒體也開始打擊與中央方針陽奉陰違的地區及部門內的「土皇帝」。但新調進的幹部經常只熱衷於短暫任期後的調離和升遷，追求工作短期收效，以求升職離遷，不願投入著眼長期受益的建設。
我和段偉紅體認到航空貨運物流中心是項長期投資的基礎建設計畫，在完成一期建設後，我們無意出讓退出，希望繼續擴建，同時把我們的商業模式推向國內和世界的航站。我於二〇〇六年赴香港參加航空城市世界大會，在二〇一〇年主辦了該組織於中國的首次年會，把航空城的一體化開發理念引進國內。我們在北京機場所創建的集生產、物流、商貿與住宅為一體的商業規畫，激發各地機場的投資興趣。
但面臨北京機場官僚勢力反對與私人企業合資的趨勢，我開始改變想法了。我意識到在中國長期投資的模式不靠譜，開始理解企業家朋友以前的忠告：「在中國，一個缺乏產權保護，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不斷急劇變化的市場，最明智的商業模式是初步形成規模後就套利出售，然後再找其他初創機會投入。如果你投資一塊錢，賺到十塊錢，那就拿走七塊，再投資三塊；如果你把十塊都留下繼續擴張，很有可能到頭來會一無所有。」
隨著中國私人企業家對政治獨立和言論自由的追求日漸活躍，讓黨內高層感到威脅。以外交政策領域為例，我們曾資助歐盟外交使團於二〇〇六年訪問北京，非正式地討論如何促進中國─歐盟關係。這期間，溫家寶總理的外交助理宋哲在總理熱線上收到一通電話，對方問：「你知道沈棟嗎？」宋哲回答：「是。」對方繼續問：「你知道他是香港人，不是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嗎？」宋答覆：「知道。」電話隨即掛斷。宋哲知道是國家安全部門在密切關注我們的活動，提醒我們將慈善行為限制在沒有爭論的議題上。我們也因此取消與外交有關的公益活動內容，轉而支持教育事業。
黨還有其他方法，約束我們放棄本身是股獨立力量的幻想，成為黨國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像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和騰訊的馬化騰，帳面上看，他們都有多不勝數的財富，但實際上還是要被迫為黨服務。黨隨時可以「國家安全」為由，讓中國的任何一家公司，責無旁貸地成為國家諜戰人員。
這種負面轉變，於二〇〇八年「胡溫領導體系」的第二任期內開始加速，主要的催化劑源於全球金融危機，促使黨內高層開始懷疑西方制度的優越性，開始否認追隨民主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要性，同時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獨特性，要比西方來得優越。
中國政府以大規模、遠超西方經濟刺激力道的擴張計畫來應對這次危機，投入的資金幾乎全由國營企業使用，主要是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所遇到的困難，加深黨內保守派的觀點──向開放型社會和經濟體制演變，是會給黨和國家帶來災難的配方。中國必須重新加大力道反對旨在削弱黨和國家一體化統一指揮的西方理念。幾年前還是中國經濟救世主的私人企業，現在被官方認定是可能變成受西方影響下的第五縱隊，因而黨要從人員和資金兩方面下手，加強對私人企業的控制。
在建設機場物流中心的合資企業中，我們沒有黨組織。但從二〇〇八年開始，企業被要求內部設立黨委，公司的商業決定也要參考黨組織的意見。黨在全國範圍內，將這些變化強加於私人和合資企業，這是一場我們始料未及的悲哀經歷。
儘管從二〇一〇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震驚中共領袖，而美國的經濟危機也增強中共對自身制度的自信；諸如面對美國對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軍事基地的指責，黨內反美情緒高漲等因素，都可以解釋為這些變化的起因。
對我而言，中國共產黨秉承列寧主義為基礎，不忘壓迫控制人民之本性，才是黨趨於獨裁的根本原因。當鄧小平於一九七〇年末掌權時，中國經濟瀕臨破產，他發起的經濟改革不是源於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之信任，而是形勢逼迫下的無奈選擇。也就是說為了生存，黨才會對經濟控制鬆綁。在江澤民任期的一九九〇年代，國營企業大多還是虧損的，黨需要像段偉紅和我這樣的私人企業家，來活化經濟、保證就業。但是到了胡溫體制的第二任期，二〇〇九年開始經過十年之久的國內生產總值兩位數增長，國營企業享有的壟斷地位穩固，稅收改革保證了國家中央財政收入的源泉旺盛，黨開始認為沒有必要放鬆對經濟，乃至社會的管控。私人資本家們從以前的經濟領域救世主地位，現在被視為黨的政治體制敵手，官方又可以收緊繮繩了。
李培英一案使我開始思考，放棄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建設計畫可能是當時的明智選項。在李培英失蹤近兩年後，他被以收賄二千多萬和挪用八千多萬公款之罪名起訴，於二〇〇九年二月被判處死刑。在上訴失敗後，儘管歸還大部分公款，還是於二〇〇九年八月七日被執行死刑。
我聽聞致使李培英喪命的原因是他交代得太多，涉及範圍太廣。其中，幕後交易的範圍甚至涉及到當時領導人江澤民的家人，而且李培英也沒有可以免其死罪的紅色後代血統。就在李培英被槍斃的一個月前，前中國石化總公司董事長陳同海，因為貪汙二億人民幣被判刑，是李案的十倍，但他卻免於死罪。陳同海的父親陳偉達是中共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人，一九四九年後曾任上海市領導職務。據說，陳同海的母親親自找江澤民求情，保住他的性命。這兩種截然不同結局的相似案例，應驗了中國法律，遇到紅色血脈就會轉彎的說詞。
我們於二〇一〇年完成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一期工程的建設，開闢五百萬平方英尺的商業和倉儲設施。我們原先計畫還要經過多年擴建，將最終的規模增加到一期的三倍。我們擁有的土地緊鄰機場跑道，在航空貨運量持續增加的前提下，具有獨特的長期發展優勢。
但是在李培英案件的影響下，面對順義區的新領導班子、機場新領導和海關等機構的持續人事調整，以及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態度轉變，我決定早日退出合資計畫。
二〇一〇年開始，我們與三個買家商談出售股權事宜。其中兩家是國營企業，一家是國際商業地產開發公司，也曾是在我們的建設計畫初期，企圖以低價占據高股份的老對手。我與段偉紅在買家選擇上爭執不休，段偉紅中意國營企業，認為以她的關係可確保交易過程是可控的；我則傾向讓外企按透明的市場評估來操作。同時，我擔心無論以何種價格出讓，政府部門在交易多年後，仍然可能以侵占國有資產為由，找我們的麻煩。最後，我們利用相互間的競爭，加速併購進度。二〇一一年一月，我們成功將股份轉售給該國際商業地產開發公司，獲利近二億美元。
接下來，我企圖說服段偉紅做兩件事。一是規避風險，尋找海外投資案。從我爺爺家族的經歷，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後便毫不猶豫地沒收私人田地、資產及關閉爺爺私人律師事務所產業等事件，加上二十年來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使我意識到黨自一九七九年後對私有財產的容忍，可在現有體制下隨時大幅改弦易轍。
我提醒段偉紅，數以千計的中國富豪早就移資海外了，我們也應該未雨綢繆才好。段偉紅不情願地同意我在倫敦開設辦事處，探索投資奢侈品的機會，但是我們的主要資金還是留在國內，由她掌控。
其二，我建議參與國內公開市場的土地拍賣競標，我相信以我們團隊的競爭力，完全可以憑創意和執行力在市場上勝出，而不是單憑關係走後門成交。段偉紅不同意我的想法，她堅信自己的關係網可保證我們的經商事業能夠低風險、高報酬。在我看來，她是擔心如果我建立並管理的團隊可獨立在公開市場上勝出，那她的價值何在？我們夫妻關係的平衡點，又在哪呢？
通過與王岐山、孫政才與其他部委高官及其助理之關係，段偉紅有信心可借助官場的關係網，繼續泰鴻的發展壯大。段偉紅無時無刻在物色新關係，在二〇〇八年間，張阿姨安排宴請正在晉升上位的習近平，那時他剛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張阿姨要段偉紅陪同見習，希望多一個耳目來鑒別習近平這位中國下一代領袖。
習近平帶了第二任夫人彭麗媛赴宴，彭麗媛是來自解放軍藝術團體的當紅歌唱家，擅長演唱曲調激昂的愛黨、愛國歌曲。習近平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習仲勳之子，在福建省的不同黨政崗位上工作了十七年，隨後在浙江省任黨委一把手職務。
在二〇〇七年，由於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的一件軼事，習近平獲取了史無前例的晉升機會。二〇〇六年時，上海黨委書記陳良宇因挪用數億美元的城市福利基金，被撤職查辦。陳良宇的倒台，其實是政治原因所造成的，當胡錦濤於二〇〇二年接替江澤民的黨主席職位時，江澤民拒絕裸退，繼續擔任兩年中央軍委主席職位。胡錦濤想做的任何計畫，假如沒有江澤民的認可，都很難實施。陳良宇對胡溫政體並不買帳，甚至公開批評溫家寶的政策方針。就如當年江澤民扳倒政敵陳希同，二〇〇六年，當胡派勢力發現可以扳倒陳良宇的機會時，胡錦濤的政治反擊就開始了。
當陳良宇在二〇〇六年九月被撤職後，上海市長韓正成為取代陳良宇的第一人選。張阿姨告訴我們，韓正剛上任才幾個月，中央便發現他在澳洲讀書的女兒，在澳洲某銀行存款達二千萬美元。這時，黨正面臨在上海這個中國經濟金融中心，要同時罷免黨政兩位領導之局面。為保持局勢穩定，韓正繼續擔任市長一職，習近平則從浙江省調任上海市委書記。我曾天真地以為韓正的仕途應該已經終結，但他於二〇一七年進入習近平主政的中國政治局常委班子，升任副總理。此事再次印證了在中國官場，跟對人才是一切，犯罪與否是個政治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
習近平入主上海，是個人升遷道路上的時來運轉，甚至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在上海，習近平開始與江澤民接近，在當年底就在江澤民的支持和胡錦濤的認同下，進入政治局，調到北京工作。當時明擺著，習近平與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李克強將取代胡錦濤這一代的領導地位，在胡錦濤於二〇一二年任期屆滿時，分別執掌黨總書記和政府總理職位。
令段偉紅感到詫異的是，習近平在整場飯局上，主要由夫人主談。習近平像是不太舒服地悶坐著，偶爾露出一抹不太自然的笑容，令段偉紅和張阿姨都納悶。估計，習近平明白自己已被內定接班大位，夫婦二人必須謹慎小心地待人處事吧！
我和段偉紅聯繫了在浙江省和福建省的關係，試圖掌握習近平的行事作風和執政方向。畢竟在極權體制下，總書記的指向，就是國家的方向。我們得到的普遍反饋表明，習近平能力平平，無論在福建省還是浙江省執政期間，都無傑出政績。當時北京的共識是，習近平將蕭規曹隨，擊鼓傳花，政策方向上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毛澤東的前祕書李銳，也是習父習仲勳舊友，曾回憶與習近平幾年前的見面，抱怨著說習近平只有小學生的文化水準。
我們社交圈內的基本共識是，習近平被選中，取決於他會專注於維護黨在中國建立的基本制度和規則。段偉紅有信心在習近平領導體制下，她的關係遊戲，可以像胡錦濤時代一樣，仍然得心應手。
我與段偉紅在分散風險投資多元化，以及參與公開市場競爭方面的分歧與時俱增。我認為段偉紅對由我主導的創新發展有深刻的不安全感，如果可以不靠她的關係落實合同，她覺得會被邊緣化，我則會變得更加獨立，難以被她控制。
在我們關係的初期，我力爭抑制自己的自由意志，甘拜下風向段偉紅學習請教。但隨著自己人生的成功經驗，我有越來越強烈的意願希望能自我主導，擺脫制約。但我意識到段偉紅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擔心我的獨立自主，會令我脫離她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