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體認到，婚姻僅靠理性維繫是不夠的。
我始終認為，要成為巨富，必須也要得到幸運之神眷顧。我和段偉紅的平安保險公司原始股交易蒙受幸運之神眷顧，同樣好運也為我們帶來另一個機會。
當李培英還是北京機場負責人時，他與北京一家大型國營企業：北京旅遊集團簽訂一紙協議，擬購買該集團在北京市中心所屬的一家旅館。李培英打算重新開發這個地段，建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集團的市區總部。但因種種原因，這個開發計畫遲遲沒有進展。在我們的機場物流合資企業成立一年後，李培英向我們透露這個消息。
李培英告訴我，他再也沒有興趣在那個地段蓋樓了。我那時還不知道，李培英當時就已經面臨中央紀律檢察部門的反貪腐調查，無法開展在機場核心業務之外的地產業務，所以第二總部自然就成了無法實現的夢想。
我們當時就提出以合資企業名義，從機場接手這樁土地交易。李培英認可這個想法，於是我們開始與北京旅遊集團接洽聯繫。
地段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沿亮馬河畔延展約五百公尺。當時水道尚未整治，夏天臭味撲鼻、冬天冰封溝渠。三星級的華都旅館曾是北京首派涉外賓館，就座落在此地段陳舊的四層樓房裡。
我們雇用了獨立的地產估算師，將土地和建築物的評估價值向機場和旅遊集團的黨委彙報。我和段偉紅無法預測該地物業價值的未來走向，但我們樂觀地認為，搭乘房地產的上升趨勢，應該抓住機會，盡可能購置土地。在雙方認同土地和房產的估價後，以約一億美元價格簽下買地合約。
我們隨後也無暇開發這塊地，因為精力和資金都集中在機場航空貨運物流中心建設上。在土地閒置期間，北京的地價呈火箭式暴漲，尤其是亮馬河沿岸的黃金地段。直至二〇一〇年當我準備開工時，政治干擾又開始擋路了。
隨著李培英被逮捕審查，政府新規定，機場等國營企業不能涉足除本身主業之外的商業領域，尤其是容易滋生腐敗的房地產業。就在我開始考慮土地開發時，合資企業的大股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集團，開始裹足不前了。
機場聯繫我們，要求泰鴻公司從合資企業買走這塊地，而且要對地價重新估值，以新價碼完成換手交易。我們只願按原來的收購價加上利息接手這塊地，本來合資企業就計畫開發的，現在機場卻強壓我們接盤，我們不可能按膨脹後的價格接手成交。根據北京土地市場規則，土地交易必須經由公開招、投標進行。此案不光是土地拍賣，而是包括華都旅館及其控股公司的收購。除了我們，其他潛在競爭者不清楚公司整體債務狀況，誰也不願來淌這渾水。最終，我們投標一．三億美元。我和段偉紅集資完成過戶，這次張阿姨實際履行了她出資三〇％的諾言。
最終的土地重新開發案包括高級酒店、住宅公寓、商業辦公大樓和藝術博物館。在華都旅館占地四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基礎上，新的建設會擴建成四幢大樓，地上建築面積近一千五百萬平方英尺，地下為八十萬平方英尺。今日我只能粗略地估計總價值在三十億美元左右，而當時無人能想像北京的房地產投資回報會是如此豐厚，這基本上也算是憑運氣所帶來的財富。
我們拿地成功後的第一個奇想，是建造北京最高大廈。我和段偉紅舉辦了涉及全世界最著名建築師的設計競賽活動。我們收到過來自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公司的提案，諾曼是英國最著名的建築設計大師，首都機場三號航站大樓也是他的手筆。他推薦了一個一千二百五十英尺的大樓設計方案。由於政府規畫的要求，必須保證大樓對街的民宅，在每年日照期最短時，享有二小時以上的陽光，這樣我們勢必要削減擬議高度的一半才能蓋樓。段偉紅早就承諾她的畫家朋友曾梵志，在我們籌建藝術博物館的頂層開辦畫室，在樓下的博物館展售動輒上百萬美元一幀的個人畫作。在幾乎所有博物館都是國營的中國，我們擬建的私人藝術館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這樣才能為事業開闢標新立異的新舞台。
權衡各方利弊，我們最終拿到建造四幢大樓的批文。高檔酒店和豪華住宅公寓將分享二十層的高樓，外加二幢商業辦公大樓和一幢博物館樓。在做出中國商業地產已投資過度的評估後，我們只安排非常有限的商業店鋪空間，我們決定在北京亮馬河岸建設藝術博物館，既提升整個建設計畫檔次，同時切合我們關懷人文精神的慈善事業。
以我之見，這塊地段是北京最好的地段，整個建設計畫的南部樓面都是臨河而建，可隔亮馬河相望北京最早興建的使館一區，周圍均為林蔭覆蓋的兩層樓民居。天氣晴朗時，在高層遠眺，就如同在紐約曼哈頓五十九街俯瞰位於北方的中央公園，一片蔥蘢，景致誘人。何況，北京市政府已大規模整治亮馬河水道，夏日水臭早就不復見了。
我和段偉紅因工作關係，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世界上高檔的酒店中，我們瞭解其中運作，對構建最佳食宿環境有著獨到的理解。我們不需像物流中心那樣，飛遍全球考察豪華酒店，因為自己的生活經歷，不經意間就已積累這方面的足夠經驗。我們聘用來自世界的明星人才，包括室內設計師、照明專家、建築師和園林設計師。針對大樓的環境綠化，我們面試子承父業、營建佛教寺廟的日本和尚在內的眾多全球競爭者，最後選定來自澳洲的承包商。我們選中普立茲克建築獎獎（Pritzker Prize）得主來設計博物館，與在世界各地建造摩天大樓的紐約KPF建築事務所（Kohn Pedersen Fox）簽約，負責酒店、公寓和辦公大樓的總包建設工作。
我們希望能推出中國最好的房地產建設，不惜代價一定要達到目標。我們不像其他開發商由設計師決定最終方案，因為這些專業技術人員鮮有在奢華酒店生活的充分體驗。我和段偉紅因為工作關係，住遍全世界精品酒店，拜訪過全球豪門貴族，堅信憑我們的完美追求，結合建設團隊的專業技能，必會推出全中國最前瞻的房地產建案。整體建案命名為「啟皓」，確信我們的成功，將寫下中國房地產開發史的新篇章。
二〇一一年一月，我們在北京召開建案啟動大會，大約七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員聚集會場，我致開幕詞。那天我身著深藍西裝，腳蹬一雙法國著名鞋匠Christophe Corthay定製的深紅色皮鞋，開口就問大家：「你們見過一個中國土地開發案的東家，穿著巴黎定製的紅色皮鞋來主持啟動儀式的嗎？這就是我要求大家在這個建案中所要追求的完美。」會場開始揚起笑聲，大家開始體會到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中國房地產開發商。他們被激勵著參與將來可在履歷中炫耀的經典工程，因為他們從未見過像我這樣不吝錢財求卓越，不走捷徑圖完美，同時有創造力和執行力的業主。
當時在中國，就像私人企業家青睞私營會所一樣，國營企業主管們不問回報，都熱衷於興建豪華酒店，因為他們可以在自家酒店用公款消費，招待關係賓客，甚至留宿情人相好。國營企業領導退休後，也常到酒店免費游泳、聚餐和開房，所以北京地區的五星級酒店數量超過世上任何一座城市。我所要建設的豪華酒店，需要有別於其他星級旅館，所以我要求盡量限制房間數量，但同時盡量提高檔次，以確保盈利空間。我與寶格麗集團合作開發酒店，該品牌是世界豪華酒店業的頭牌，也將增加我們整個建設案的身價。我起初計畫六十間客房，但寶格麗不同意，最終雙方妥協，決定酒店規模為一百二十個房間。
我全心關注酒店客房設計的每個細節，希望給客人提供他們在其他酒店所無法享有的旅居便利。從洗手間的設計到放行李箱的儲物空間，我都親自參與，以我環遊世界精品酒店的住宿體驗，務必令設計達到盡善盡美。儘管因此要增加費用，我相信最終還是會證明物超所值。
我們也曾與寶格麗起爭執，是安排住宅公寓還是酒店占據大廈上層。我們認為，高樓層公寓有景觀優勢，可以達到北京住宅最高價這個目標。寶格麗最終同意服我們，我們也因此設計將最頂層的單位作為自己的居所，在超過一萬平方英尺的區域內，安排起居生活空間，包括為我和兒子準備的室內泳池設施，這就是我們未來雄視北京的家園。
段偉紅在二〇一〇年建案起步時，返回公司工作。我們經常當著工作人員的面，公開爭執建案的細節。我們曾在晚上私下討論要避免公開拌嘴，互留情面，但到了白天，她還是照樣與我唱反調。無奈之下，我們重新商定責任分擔，希望盡量減少在辦公室內出現爭執場面。
我分管行銷、規畫、策略擬定和業務銷售，段負責工程建設、費用和質量管控。儘管如此，在必不可少的團隊協調會議上，段偉紅還是經常公開與我針鋒相對。在討論確定住宅單位尺寸時，我提議綜合考慮潛在買家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是提供一千四百平方英尺、定價三百萬美元的小房型公寓，還是為願意出大錢的富豪設計整個樓層為一套的單元戶型，並賣出二十倍以上的高價？在經濟騰飛、富豪頻出的中國北京，肯定會有人鍾意在市中心買個雲端豪宅，就像我們選擇在閣樓居住一樣。
另一個考慮的是社會身分問題，小富和巨富是不同階層，如果同一棟大樓單位面積差異過大，是建設通用電梯和大廳，還是安排隔離的專屬出入通道？再來就是政治考量了，在中國共產黨體制下，是否有人可以一擲千萬美元買入公寓，我們應該怎樣預測相關政治和社會前景來確定自己的住宅設計方案能順利推動？
我的團隊花費數月時間，根據不同的估量角度，制訂各種方案，然後與段偉紅的團隊分享，因為只有施工者才能理解設計精神，建設過程才能有備無患。段偉紅則對此不以為然，與其說是對我們的方案興趣不大，倒不如認為是對我的主導感到不舒服。她鼓勵自己的團隊發表意見，接二連三的質疑，使我回想起與接替李培英的新任機場總經理班子間的交鋒。人人都有不同意見，缺乏領導的共識，將使我們最終一事無成。
最終段偉紅總結宣布，將暫不考慮我們團隊的方案，以後再討論相關議題。我忍不住發火了，「你如果認為自己比別人都聰明，你來幹好了，我的任務到此結束。」話說完，我就離開了辦公室。這次爭論與意見不同無關，而是段偉紅老是在公開場合表達對我的不尊重，對於我來說實在難以接受。
我與段偉紅的關係，始終映襯著我與父母關係的陰影，從我們見面伊始，她就每時每刻不忘批評指責我的舉止言行，與父母小時待我是一模一樣。我從心底忍受著這種對待，按她的旨意改變我的生活，我的穿戴、談吐及待人接物方式，都嘗試按她的模式安排。但在我終於感到事業有成後，卻又要像重新面對父母一樣，直接面對人生路途上明暗兩界對立的塹壕，確實乃不可承受之重。在私下的兩人世界裡，我渾身都是段偉紅不屑認可的色彩；但在公開場合，我卻被成功和才能所裝扮。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反差繼續存在。
私底下，我認為段偉紅一心想強化自己的權威。段偉紅為了生孩子，離開中國一段時間，她需要重新定義自身的存在感。我從機場航空物流中心建設案開始，就組建一支精實的管理團隊。我將物流產業出讓給國際同行的條件，就是全部管理人員與我一起離開合資企業。創建這樣的一套人才班底，是我認為自己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段偉紅則側重與黨內權貴建立關係，而我和自己的團隊則重視現場實務，最終完成相關工作。從來沒有深刻介入勞作的段偉紅，自然會產生一股權力趨弱的不安全感。
我在公司成長期間，花了很大力氣研究企業文化、團隊管理機制，物色相應人才組建隊伍。我與自己的團隊開創東西方結合的企業文化，與核心員工在中國建立私交同時，我注重制度、願景和企業價值觀。我重視員工隨公司發展的個人職場升遷規畫，設計了從基層開始的績效考核制度，將團隊的待遇與國際同行接軌，資助高級主管進修企管碩士學位。我絕對不做的，是在公司雇用親友。段偉紅在天津幫助同母異父的弟弟涉足房地產事業，而我的員工薪資單上卻找不到他的名字。我這樣的用人方式，也規避了困擾大部分中國企業的派系紛爭。
與我們的夫妻暨合作夥伴關係相背離的是，我開始察覺到段偉紅與我的競爭態勢是日漸加劇。她曾經改造我，鋪設了我的成功之路。但是現在，她認為削弱我的地位將有助重塑她的權威，她擔心我再也不會需要她了。她的想法恐怕也有其道理，畢竟我也相信時與勢有利於我，我在推動建設上的主導專長，已將公司提升到與其他國內和國際企業旗鼓相當之水準，堪稱在海內外業界競爭開發案的新勢力。我同時也期待著，與段偉紅可以更公平地分享家庭財富，這也是段偉紅明顯不願改變的現狀。她認為拉關係是她真正拿手的技能，如果關係對公司的重要性降低，那她也就不再被人需要了，所以必須控制財源，讓我永遠需要她。
當我們在二〇一二年獲取寶格麗酒店建設案的審批後，對政治關係的依賴度相比機場物流中心要減少很多，所以段偉紅的作用也確實相應地縮小了。我們團隊主導了建設案的進展，所有的設計承包商都來自海外，所以我的應酬機會也相應地減少，導致我購入的茅台酒都儲藏在庫未開瓶。偶爾開瓶「紅毛」犒勞有功團隊，比起我以前天天陪酒的日子，更是令人感到愜意。
與建設案工作為我帶來的愉悅感相反的，是與段偉紅的關係逐日惡化。我開始意識到，我們的結合從一開始就缺乏感情交流，雙方更注重的是精打細算的現實利益。段偉紅總是強調情感在我們的關係中，必須讓位給理性的制約，只要大家長期願景一致，夫妻關係就可以持久與穩固。
但是，我體認到婚姻僅靠理性維繫是不夠的，我倆的結合在感情方面投入的力道實在太欠缺。情感對婚姻來說，就像骨骼間的軟組織，當骨架脆弱時，如果感情這個軟組織仍存，就可緩衝骨骼受創的衝擊，成為婚姻框架的黏著劑。缺乏愛情的結合，我想是難以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