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最重清譽，該文可說是將他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頭版文章，揭示溫家寶家族的巨額財富。根據上市公司公開資料，溫家財產接近三十億美元。這篇文章也提到段偉紅的名字，堪稱是對我倆關係的致命衝擊。
在文章發布三天前，《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聯繫了段偉紅，通知她將是文章披露的重點，希望段偉紅對此發表一些評論。文章描述泰鴻公司被用來購買平安保險公司股票，然後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的平安保險公司股份被轉到屬於溫家寶母親的帳戶。溫母只是個普通退休教師，除了政府退休金之外，基本上不會有其他收入。
段偉紅與張阿姨起初決定對文章採取不予置評態度，但隨後段偉紅透過藝術圈朋友聯繫到張大衛的台灣籍妻子。在長達數小時的交談中，段偉紅懇求她說服丈夫不要發表該文，我聽到段偉紅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可以私下化解這件事的。我們都有孩子，你知道這事將會毀掉我的家庭，你也不希望這事危害到任何人的家庭吧？」這又是段偉紅的中國意識與西方文化衝突的事例。她沒有認識到事已至此，估計這事早已超出一個記者的管控範疇。最終，段偉紅的軟磨硬泡招數於事無補，文章還是如期見報。
張阿姨隨後改變主意，責令段偉紅擔起平安保險公司股票交易的全部責任，要段偉紅通知張大衛，溫母和親屬持有的股票，實際上都歸段偉紅所有，是段偉紅將股票置於他人名下，意圖掩蓋自身的財富規模。段偉紅告訴《紐約時報》：「當初投資平安保險公司，我不願留下紀錄，所以委託親友以他們的名義，替我持股。」這顯然是無法自圓其說的，更是一廂情願的解釋。但是段偉紅對張阿姨的忠誠，令她選擇奉命行事，願意以犧牲自己來維護對方。實際上，股票初始掛泰鴻公司的名字，是為了保護溫、張，不可能是保護段偉紅。只是，在我們於二〇〇七年出售平安保險公司股份後，張阿姨腦袋發熱，一個錯誤決定將股票轉給自己的婆婆，造成一次無法辯解的交易紀錄。如果當初還是由泰鴻公司持股的話，那後續也不會有張大衛這篇文章。
在我的潛意識裡，我早就明白在危難時刻，張阿姨會以段偉紅為犧牲品。我想像一旦這個時刻來臨，段偉紅的精明會適當地保護自己；然而我卻沒料到，段偉紅對投資與張培莉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執著，而且還按中國人所謂的「義氣」行事，心甘情願地背黑鍋，以表白她不會辜負張培莉多年的信任。
大多數人此時都會退避三舍，少出頭逞強，但段偉紅沒有逃跑。我認為她深思熟慮地做出了這個決定，是勇氣使然，也是置之死地而望後生的孤注一擲。段偉紅的基督教信仰，恐怕也影響了她的決定，但最主要的動機是她選擇用全身心來維護自己精心創建的關係渠道。我曾勸她不要再找張大衛了，但她心意己決，「人脈關係」就是她的命根，她視自己的品格，是從屬於因關係而編織的紐帶。
對溫家族及延伸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來說，《紐約時報》的文章無疑是一場大地震。這是二〇一二年間西方媒體第二次披露中共領導家族的財富。當年六月，《彭博社》（Bloomberg News）發表類似文章，披露當時國家副出席、即將升任總書記的習近平親友在香港的財富狀況。
黨對溫家寶故事的反應是封鎖《紐約時報》網站，外交部發言人指責《紐約時報》蓄意汙蔑中國，包藏險惡用心。如果沒有之前有關習近平的報導，估計對溫家寶的衝擊會更大。當時的黨領導階層認為這兩篇文章，是美國政府對中國領導體系有組織的攻擊，最好的回應就是效仿動物界法則：加強同類團結，抵御異族攻堅。
私底下，溫家寶對媒體披露的太太和兒子（溫家寶女兒的名字，在《紐約時報》後期的文章中才提及）的商業活動規模感到非常惱火。溫家寶最重清譽，該文可說是將他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這次事發後，我們就聽說溫家寶提了離婚，並說出氣話，要退休後剃度出家當和尚，以正名聲。當然，溫家寶身為一介共產黨高階領袖，他的婚姻並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他的信仰追求更不是個人可以支配的。
這件事的衝擊性就像海嘯來襲，從潮水拍岸迅速發展成濤天巨浪。張阿姨通知我們，她的家族不再有興趣占我們的投資案件三〇％的份額了。當時寶格麗酒店剛破土開建，我們不知該如何應對張阿姨說要退出，又不知她會不會那天又回心轉意，因為我們與她從未簽過合約。這種心知肚明的合作關係，很難動輒就一刀兩斷。
《紐約時報》事件後，段偉紅中止了個人的關係網活動，關門避客，但其實也沒人上門。她無意給其他朋友帶來麻煩，她以前的親密戰友們在不知政治後果的情況下，其實也避她唯恐不及。我當時主要是評估和防範事件可能為我們帶來的風險，一邊繼續酒店建設工作，一邊等待大禍臨頭。後來事件好像漸漸湮沒在時間洪流中，當然誰都知道共產黨的追溯期是沒有盡頭的。
張阿姨告訴我們，她已經責成兒女盡量避免拋頭露面。溫雲松開始去國營企業上班，女兒也關閉自己的顧問公司，在國家外匯管理局謀到差事。張培莉也取消在北京北郊興建珠寶職業培訓中心的計畫，原來準備好的地皮轉交給兒子，用途改為籌備中國最好的寄宿學校──基石學院。
張培莉告訴段偉紅，她確信有人在幕後要毀掉她的家庭。她對《紐約時報》文章來源做過調查，黨的內部消息指出，她丈夫的聲譽成為當時黨內生死權力鬥爭的附帶犧牲品。
鬥爭牽涉到習近平與另一位高官薄熙來。兩人都屬於毛時代老一輩革命家的後代，兩人的政治仕途都歸功於黨在一九八一年所做出的決定。當時在黨內高層領導人陳雲的親自推動下，黨中央組織部專門成立青年幹部處，主要是確保中央領導人員的子女，擔任黨和政府的關鍵職位。陳雲曾直言：「如果我們的子女接了班，他們是絕不會掘我們的祖墳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增加了接班人培養的急迫感。紅色權貴透過六四天安門事件所獲得的教訓是，「自己的娃兒最可靠」。當時每個領銜的中央領導家庭都推薦一個後代，被重點培養成將來中國的政治領導人。習近平和薄熙來由各自的父親提名，開始在黨和政府內的升遷歷程。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共產黨在一九三〇到一九四〇年代，反抗蔣介石政府勢力的國內戰爭中的英雄。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和一九八〇年代初，習仲勳在經濟改革中發揮關鍵作用。
薄熙來是薄一波的兒子，老薄也曾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參加過與蔣介石的戰爭。在經濟改革時期，老薄比老習的觀點保守，但在一九八〇年代初，也主持興建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
一九九〇年代初，薄熙來升任北方港口城市大連市的市長，隨後不久先後擔任遼寧省省長和商務部長，在二〇〇七年被任命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能說會道，善於回答刁鑽記者的提問，是媒體推崇的明星官員。
習近平不善張揚，謹慎為官處事。當他於一九九〇年代在福建省從基層官員做起時，他的同事都想不到，他居然會成功追求到解放軍的著名歌手彭麗媛，後來習近平與出身外交官家庭的前妻離婚，因為傳聞她受不了一個一星期不洗澡、不刷牙的男人，留學英國後選擇留英不歸。
習近平的履歷包括共產黨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書記職位，但他的媒體關注度則遜色於薄熙來。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時，習近平還是個無名之輩，薄熙來也在同年藉著父親薄一波的緊密遊說，順利晉級中央委員。五年後，習近平與薄熙來都進入政治局，但習近平同時又超越薄熙來進入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個中國最高權力機構，順勢待位，離下屆中國統治者的寶座僅咫尺之遙。
我和段偉紅那時也聽到很多有關薄熙來急需與習近平爭位，在重慶組織推行政治造勢活動的傳言。作為重慶的一把手，薄熙來效法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的手段，組織數千市民傳唱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歌曲，藉機塑造黨的事業當然接班人形象。
但是他劍走偏鋒的伎倆和昭然若揭的野心，導致自己失勢。下坡路開始於二〇一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那天，一位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屍體在重慶好運假日旅館的客房內被發現。初步驗屍報告認定是「酒後猝死」，緊接著屍體未解剖便被火化。
海伍德是薄熙來風姿綽約的第二任妻子谷開來的商業夥伴，當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調查此案時，發現是谷開來因商業糾紛，毒殺這位英國商人。王立軍前往薄熙來辦公室通報查案結果，薄熙來卻認為這是不明而喻的對個人的威脅。在薄熙來看來，身為一介忠誠的警察頭目，王立軍應該壓下案件，私下了結涉案爭議。薄熙來對王立軍辦事不力相當光火，起身隔著辦公桌打了王立軍一耳光，導致王立軍的耳膜穿孔受傷。薄熙來隨後撤下王立軍公安局長職務，立案調查他的腐敗問題。
由於害怕自己將成為下個謀殺對象，王立軍逃離重慶，於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敲開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大門，向美國外交官和盤托出自己知道的情況，以尋求政治庇護。正當王立軍在美國領事館官邸自我申辯時，代表中國不同政治派系的軍警隊伍包圍領事館，形成嚴峻的外交對峙事件。一天後，美國官員將王立軍轉交給中國公安部副部長，他負責將重慶的頭號警察帶往北京受審。這一切都發生在至關重要的時間點，一個月後就要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會，政治風暴由此開始在北京醞釀。
張阿姨向我們透露，當王立軍被押往北京後，九人的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討論對事件的處理方案。主持中國政法事務、是薄熙來盟友的周永康首先發言，提議案件調查到王立軍為止。張阿姨告訴我們，當時會場一片寂靜，無人表達異議。周永康的表態，意味著對薄熙來不會進行任何調查。正當主要常委還在醞釀各自的反應，尚無人發言時，作為排名末段的常委習近平，打破常規率先開口，堅持調查不僅要涉及王立軍，而且要包括任何有關人員。他沒有點出薄熙來的名字，但指涉的目標是誰，與會者皆心知肚明。習近平知道，如果這時他不出手，那麼他將喪失擊敗自己最大政敵的黃金機會。
排名第二的常委溫家寶做了關鍵性發言，贊同習近平的意見。隨後，從來行事都是謹小慎微的總書記胡錦濤，也同意全面調查此案。這就是潮流如何逆轉的真相，乃至在隨後三月七日召開的常委會上，在唯獨周永康反對的情況下，決定將薄熙來逐出領導階層，移交司法部門處置並追究薄熙來夫人謀殺海伍德的法律責任。
清除薄熙來的決定，導致三月十四日全國人大閉幕記者招待會上的罕見交鋒。那是溫家寶十年總理生涯中的最後一次記者會，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提問時，溫家寶公開指責薄熙來，要求重慶市委深刻反省，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這在中國政壇不啻是投下一顆重磅炸彈，溫家寶不僅在後台支持習近平與薄熙來較量，現在又公開出面對薄熙來進行批判。一天後，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務被撤除。四月十日，他被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會開除。在當年九月，中國地方法庭判處薄熙來無期徒刑。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新一屆總書記。
張阿姨認為，她的丈夫對調查薄案的支持，和參與對薄熙來的公開譴責，導致與親薄勢力的生死對抗。《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一直堅持報導內容是他個人調查所得，否認是中共內部人員的報料。但張阿姨說據溫家寶的調查，支持薄熙來的一名國安官員在香港向張大衛轉交兩箱相關文件。其實，一位跑國際線的記者，怎麼可能在中國抽絲剝繭，拿到搭層疊架的控股公司相關人士的實證，而且是有關國家領導人家屬成員的公司文件。
在二〇一三年，習近平發動反貪腐運動和《紐約時報》文章發表一年後，張阿姨告訴我們，她和子女向國家「捐獻了」所有財產，換取他們被免追究的保證。她還透露，其他紅色權貴家庭中，有不少也都做了同樣的事。我認為，這是共產黨偽造歷史的新企圖，一旦將來有人指責黨容忍制度性腐敗，就可以藉紅色家族捐贈的事例，反駁輿論，重新塑造他們為國服務的形象。
《紐約時報》文章事件，更加促動我說服段偉紅，要將我們的投資份額遷移海外，停止以過度依靠關係的方式在中國發展。我認為已具備足夠技能，在國際的自由市場上競爭與發展。我們靠著關係，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功，現在是轉型的必要時機。我有很多西方的合作夥伴也支持我，著名摩天大廈建商KPF建築事務所總裁對我們的房地產開發案印象深刻，再三鼓勵我們面向海外開創事業。
但段偉紅不贊同我的想法，她害怕轉向海外。她推斷，溫家寶在幫助習近平升遷時發揮關鍵作用，而習近平定會保護溫家寶及其家族，最後也會惠及我們的事業。她認為，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我們的前程依舊光明，靠老方法照樣可以開拓新路。
在對事業方向出現分歧的同時，我和段偉紅的隔閡又添新亂。有一天臨睡前，段偉紅向我展示她從算命先生那裡討來的籤語。找高人算命，是當下中國權貴圈子裡盛行的時尚。盤桓中國權力金字塔尖的階層，很流行請預言家、氣功大師及其他高級騙術掮客，為自己經常無法把控的命運把脈。在黨七十年的統治之下，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和宗教信仰從根本地被摧毀，迷信在思想的真空中無孔不入。在難以預測的體制內生活，當人的命運可以經歷瞬間天壤之別的變化，乞求預料生命的來世今生，就足以令當今中國有產有權者趨之若鶩。
段偉紅給我看了一個紅色信札，上面由算命大師用毛筆寫下對她的命運的猜想。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奧妙的預言，而是段偉紅的生辰年月。算命師寫著一九六六，可長久以來段偉紅告訴我的，卻是生於一九六八年，與我同歲。
我的生日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一直被告知，段偉紅生於同年的十二月，因此我年長她一個月。突然間，我發現段偉紅實際上大我兩歲，她向我隱瞞自己的真實年齡，卻沒有瞞著算命先生，因為沒有真正的生辰八字，命運的解讀就純屬信口雌黃。
我指著信札上的生日，責問段偉紅：「這是怎麼回事？我與你結婚十年了，竟然不知道你的真實年齡！」她停頓片刻，怯生生地呢喃說道：「我還是我呀。」我忍不住繼續發飆：「那倒不見得，一個人最基本的資訊是名字、生日和性別。你如果填任何表格，這都是首先要回答的三個問題。如果你改變其中的任一個答案，還能堅持自己是同一人嗎？」段再次重複：「我還是我。」並向我解釋，在與我開始交往時，她的媽媽認為我們很相配，她的母親給她如此忠告：「不要讓你的真實年齡，耽誤婚姻大事。」這兩個女人都擔心，在中國這樣男尊女卑的社會，如果我知道段偉紅年齡較大，可能就不會想結婚了。
在結婚多年後才得知自己一直被欺騙著，是對我們關係的全新打擊。我們已對將來合作的前景爭執不休，經常當著員工的面相互指責，這場年齡風波更讓我感到心灰意冷。
當時在另一個北京房地產開發案上，我與段偉紅也開始相爭。那是靠近北京市中心商業區的地產開發案，預計規畫摩天大樓和購物中心設施，近五百萬平方英尺的建築面積，是當時全中國最值錢的商業區塊。
當我們在為開發案尋找合作夥伴時。張培莉安排與香港新鴻基地產公司代表的餐宴，並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作陪。飯後，段偉紅的手機居然接到副主任電話，詢問我們是否有意將開發案的控股權轉讓給新鴻基。這也證明了中共駐港官員與香港商業大亨間的密切勾結。
我最終評估該開發案的複雜性，結論是我們必須在政治局常委中找到至少兩位關係人，才可能獲取相關批文。此案的政治壓力難測，我命令手下無需投入資源，因此引起段偉紅的不滿與責怪。
在這之後，最後壓垮我與段偉紅關係的一根稻草接踵而來。我在二〇一三年初，借給一位朋友三千萬美元，資助他購買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北亞策略，同時承諾提供第二期貸款，助他完成全面收購。朋友名叫丁屹，與我經歷相仿，生於中國大陸，在澳洲讀書成長。我們於一九九〇年代當我返回香港時相識，我倆曾在香港蘭桂坊娛樂城和北京酒吧一條街通宵相伴，我視丁屹為自己最好的哥兒們，他也請我做他二婚的伴郎，在上海華爾道夫酒店婚禮擔任主講嘉賓。
丁屹曾任職於一家瑞士銀行和一家中國投資機構，發財後又在二〇〇七年全球金融風暴中破產歸零。他的妻子在一家國際鋼材貿易公司，專司與中國大陸的生意。
因為一場與大陸廠家的商業糾紛，大陸的國有銀行買通警察，丁太太被當成人質，扣押在新疆的監獄。丁屹花費數年時間營救妻子，最終如願以償。我對此事印象特別深刻，認為這樣的品行應該值得信賴。但隨後他與太太離婚，娶了他公司的櫃檯助理。
到了二〇一三年十月，我支付第二期貸款的期限已到，動用資金時遭到段偉紅拒絕。我據理力爭：我與丁屹有過協議，你也是知道的。」段偉紅直言不諱地告訴我：「我不想兌現了。」我只好通知丁屹這個壞消息，建議他最好出售手中股票，早日歸還我的三千萬美元借款。丁屹拒絕履行這筆債務，他的第二任太太肯定發揮推波助瀾作用，因為我與她在香港夜總會首次由丁屹介紹相識時，拒絕了她投懷送抱的誘惑。我想是她慫恿丁屹拒絕還債，以報復當年被我輕蔑的羞辱。
我覺得被丁屹擺了一道，所以多次去香港找他。每次找他吃飯喝酒都沒問題，可是一提到錢，他就開始回避玩失蹤。無奈之下，我只好雇用律師，將不承認用我的錢買股的丁屹告到法院。他們夫妻倆在上市公司藉假收購、假投資，盜竊約六億港幣，但卻以破產為由，逃避向我還款的法律責任。
回到北京，我與段偉紅在多次衝擊下已經顯得搖搖欲墜的關係毫無轉圜餘地。當時，我們住在離寶格麗酒店工地相鄰的四季酒店套房。二〇一三年十月底，我搬離那裡，開始與段偉紅分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