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織罪證，最終請君入獄。這就是習近平奠定權勢的手段。
在我與段偉紅分居幾個月前的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阿斯彭研究所的行動領導力研討會上致詞。我談到當時中國各階層民眾爭取自身權益這件事，已經形成潮流；同時也觀察到中共的領導層也在逐步開放，試圖順勢應變。我認為，每任黨的領袖，都比他的前任更願意分享權力。
我分析，儘管中國名義上是個共產國家，但其管理風格在本質上卻完全不同。每屆領導班子，對社會公眾意見的反應都是趨於更加積極。毛澤東是一人說了算，到了鄧小平上台，他就必須與多位元老商量行事。江澤民任內，就得聽從更多常委的意見。隨著權力開始逐漸分散，海外輿論認為中國是一成不變的專權政體的觀點，並不準確。儘管我的發言是認同中國與西方融合演變之趨勢，但私底下，對中國在新領袖習近平治理下的制度走向，我卻開始感到憂慮。
我起初對習近平的統治是保持樂觀的，因為他與我們在清華大學捐贈時結識的黨委書記陳希關係密切。習近平升任國家副主席不久後，就邀請曾是自己同寢校友的陳希加入自己的組閣班子。陳希在一九九九年曾回絕過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的共事請求，但這次在中國的權力中心替最高領袖服務的機會，使陳希欣然離開清華，履新上任。
習近平先是讓陳希擔任教育部副部長，然後又迅速提升為遼寧省委副書記。在短暫任職七個月，填補履歷上在省級基層工作的空白後，陳希於二〇一一年四月，又被調回北京。兩年後，習近平將陳希安排到選拔所有黨員高級幹部的黨中央組織部任要職，二〇一七年被正式任命為中組部部長。習近平藉著安插在這個重要位置的盟友，開始將親信派遣到全國各地的領導崗位。
另一個使我對習近平抱有好感的因素，來自段偉紅的茶友王岐山，他也與這位新的總書記關係密切，在與段偉紅交談中對習近平是讚譽有加。我們認為，如果陳希與王岐山都是精明有為之人，這二人將成為習近平的左膀右臂，那習近平這屆領導至少比胡錦濤謹小慎微的執政風格，會更加開明進取。
習近平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成為中共總書記不久，就發動大規模的反貪腐運動。我們認為他似乎過於躁進，儘管他要到二〇一三年三月，才會正式擔任國家主席職務，可他已經啟動對數千位黨政官員的犯罪調查行動。這種在掌權初期就大張旗鼓的做法在中國非常罕見，與官員的傳統辦事作風似乎背道而馳。我們支持反貪腐，認為共產黨也該適當地清理門戶了。但是當習近平的行動持續了一年後，大家不免向陳希等人表達對行動前景的擔憂。他們的結論是，習近平可能將反貪腐延伸到自己第一任期中段，然後自會偃旗息鼓。他的助手表示，習近平應該這麼做，因為目前的行動已經影響經濟運轉也損害官僚階層的士氣。官員們對無所不及的調查感到誠惶誠恐，公務上盡量少做決定、但求自保，而這樣的局面是不可能持續的。雖然習近平逮捕了數以萬計的貪官，但涉及被關押調查的官員數以十萬計，公眾難免推斷腐敗是制度性的根基已潰爛，對最初的「只有幾個爛蘋果需要從茁壯樹幹上摘除」的這個觀點感到懷疑。到了二〇二〇年，中國當局已經以反貪腐名義，調查了二百七十萬名大小官員，其中一百五十萬人遭懲處，包括七名國家級領導和上百多位軍事將領。
其他事件的發生，也加深我們的憂慮。二〇一二年七月，正當習近平準備接班時，中央辦公廳發布題為〈當前思想戰線形勢簡報〉的九號文件，警告包括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在內的西方價值觀正在危害中國，需要連根鏟除。文件強調，這類思想有著極度的欺騙性，必須禁止在中國的學校和大學中教授。文件同時也批判新聞媒體獨立的論點，指示黨的宣傳組織部門應加強查處地下出版書刊的努力。
各地公安部門藉由這個文件，開始擴大整肅律師及其他維權類的社會組織，獨立媒體不是被取締、就是被黨媒管制。我甚至在出席北京政協會議時，也目睹這刻意的政治變化。
二〇一三年初，北京政協的委員被召集開會，我一進會場，就感到氣氛與往日不同。北京政協主席也坐在觀眾席上，做報告的是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他開口就粉碎人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管控可以放鬆的幻想。他對俞可平──我們敦請的凱風基金會智庫負責人的民主改革將促成中國更強大的觀點進行批判，同時也抨擊將中國政協會議比作英國上議院的設想。這段講話給予大家一記當頭棒喝，顯示在習近平當政後，政治風氣轉向封閉保守的又一例證。
中國的外交政策也趨於激進和強硬，我在當時來往香港的旅行中，親身經歷了如此變動。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英政府同意在港實行「一國兩制」，中國政府允許香港管理本身事務，享有在中國大陸被禁止的民主政體和宗教、言論和結社等自由，保證五十年不變。但在習近平的權威下，中國開始打破承諾。
習政權開始限制香港的民主化建設，派遣公安人員綁架香港當地出版商和書店老闆，罪名是意圖出版引起大陸黨內權貴反感的書刊──《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中央政府同時也積極干預香港的政治體系，我與其他香港政協委員都被徵召參加這種政治活動。
在北京政協會議上，中央官員命令我們要支持中央指示，積極介入香港政治，尤其是在二〇一四年，當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之後，這樣的要求更是變本加厲。「雨傘運動」，起因是抗拒香港特首候選人必須經由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審核的政策。該法規的是非曲直顯而易見，如果只能選擇由北京欽定的候選人，那一人一票又有何意義？
在「雨傘運動」於當年九月開始不久，我們就被政協官員指派前往香港，組織和資助反示威活動。在香港有公司的人，則被要求派遣雇員參加支持北京立場的遊行。在二〇一四年十月的一個大熱天，我參加了其中一場這樣的反擊遊行。
我們在香港銅鑼灣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集合，但令人可笑的是，這個地點從一開始就是香港民主派遊行的起始地。現在來自共產黨統戰部的代表、同鄉會組織、大陸內地的香港政協委員及其他親中團隊，也選擇從這裡整隊出發了。
我有意讓駐港中聯辦的官員看見我在遊行隊伍中，否則不是白來了。中聯辦人員與我們政協人員集體照了相，好向他們的老闆交代，畢竟他們也不想做白工。在分發了五星紅旗後，大家開始走向香港島的主要大街：軒尼詩大道。我們沿途與民主派的示威隊伍相遇，雙方還相互開玩笑。那時，香港的親中和民主派尚未視對方為仇敵。當我們走到灣仔區時，隊伍中有人開始溜走離隊。
大部分的北京政協香港委員住在香港，而我是專程從北京飛來參加遊行的。以前，我常缺席政協組織的各類活動，這次我難得躬逢其盛，決定還是有始有終地走完全程。從維多利亞公園到金鐘大街海軍碼頭，步行了約一英里，我故意讓中聯辦人員看到我走滿全程。
當時我內心只覺整個活動滑稽可笑，從政府代表到參加遊行的每個人都是在演戲，很少有人真正相信這次遊行傳達的：「香港需要北京施加更多管制，減少民主和自由的觀念」。參與的每個人都有自我謀利之心，希望籍此從北京當局獲得商業和政治上的好處。我打從心底不贊同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干涉，也對「香港需要中國大陸指導」的這個說辭覺得反感。在中國插手前，香港一直過得很好。
針對香港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舉行的立法局選舉，官員向我們提供了黨認可的候選人名單，令我們返回香港，組織動員，拉攏選票。這期間，北京指導香港選舉的文件曾在私人的微信社交圈曝光，尷尬之餘，黨內停發類似指示，但暗地裡還是利用香港報紙的競選版面，將屬意的候選人用紅筆標註，在我們圈內轉發，要求我們報告拉票結果，具體到個人組織了多少張選票，都必須如實稟報。
香港立法選舉的特色之一，是某些專業階層的代表，必須由本業內有資質的成員選舉產生，像醫師群體就是這類「專業類別」之一。由於我曾就讀皇后學院，畢業生很多成為香港的醫師，於是我被安排利用自己的校友關係網，在醫學職業群裡，票選北京圈定的候選人。
儘管我當時對習近平將把中國帶向何方這件事心存疑慮，但對雨傘運動和占領中環運動等行動也不盡同情。這些行動太過激進，背離現實民情，就像美國發生短暫占領華爾街事件的複製版。我也不認為香港大多數民眾支持這種街頭抗爭。
我同時覺得中國的中央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上被人為誤導了，我決定盡自己所能，幫助黨更加瞭解香港。在參加香港親中遊行返回北京後，受朋友之托我寫了份報告，遞交到習近平辦公室。我信中指責香港的「財閥家族」，利用與黨內權貴的錢權交易，和經由賄賂中央駐港人員挾持香港政府，損害中央與香港百姓的利益，壟斷香港經濟，巧取豪奪，剝削香港人民。依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二〇％的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我建議，要在香港對民主實施鬆綁，特別是在提名特首人選的立法機構，要讓民主派和年輕人社團的代表加入，而不應該僅為親北京的商業貴族提供席位。我更反對在大陸流行的說法：「香港風波是受席捲中東的顏色革命影響，由西方敵對勢力教唆形成。」我判斷，這種對香港社會問題的曲解，導致中央對港政策的僵化無效。中國政府需要深入地聯繫香港社會所有階層，才能避免由財閥家族獨掌香港的政治權力。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依靠大陸民眾支持而獲得政權，為何卻如此忽略香港民眾的權益？
我的朋友告訴我，黨的最高領導人讀過這份報告。但最後我的建議顯然沒有被採納，相反地對香港控制加劇，激發了從二〇一九年開始延續到二〇二〇年的大規模示威活動。最終，黨在香港實施了國家安全法，基本上取消了港人的言論自由。就像中國大陸的所有法令，國家安全法刻意地行文模糊，充滿不明確的灰色地帶，給香港當權者提供濫權整治異議人士的空間。
香港人中有幾千人是大陸的各省市縣及國家政協成員，我們都被動員直接參與了對香港選舉的操控。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承認，「我的作為是錯誤的」。我不禁細思極恐，這麼多香港精英出賣自己特別行政區的前途，無人有足夠良知呼籲，「是制止逆行的時刻了」。我們出自私利，押注於中國政府的對港政策，同時也顯現出自身對共產黨威權的深度恐懼。我想這大概也是陳希這位習近平於清華大學就讀時期的室友，所面臨的困惑吧？我們都身不由己地追隨這個世人皆知荒謬的制度，實在是因為反抗將帶給自己、乃至親友和家人的生活，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價。
隨著習近平反貪腐行動越演越烈，我最終意識到，與其說它是掃除腐敗分子，不如解釋為意在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習近平在囚禁與自己同為太子幫的薄熙來時，已經發揮主導作用，隨後又主持關押了薄熙來在政治局常委會的盟友周永康，緊接著開始著手摧毀黨內的另一個派系：共青團。
該團派是由習近平的前任，前總書記胡錦濤提攜執掌的。胡錦濤的主要助手令計劃，其兒子令谷曾向我借過跑車兜風，被胡錦濤選定在自己於二〇一二年底退休後接掌共青團工作。
令計劃在胡錦濤任期內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類似溫家寶曾擔任過的大內總管職務。當時預計胡錦濤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交接時，令計劃會進入中央政治局，甚至入主常委會。
段偉紅總是在考慮溫家寶退休後的關係布局，因而對培養與令計劃的關係相當賣力。從接近令計劃的家庭開始，我便成為令谷的師友，她則拉著令計劃的夫人谷麗萍加入自己的密友圈。谷麗萍當時組建、領導了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這是隸屬共青團中央的慈善機構。段偉紅向這個組織，捐贈了數百萬美元。
災禍不幸來臨，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八日拂曉時分，谷麗萍和令計劃兩人的兒子令谷駕駛一輛法拉利跑車（不是我的車），在離自家公寓住所一英哩處超速失控撞牆，傳聞令谷與兩名近乎裸體的女乘客在車禍中身亡。這事迅速成為香港八卦中文報紙的炒作素材，充斥對中國紅色權貴子女放蕩生活的描述。可是我曾接觸過令谷，感到事有蹊蹺。儘管他喜歡飆車，但我認為他有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負，不像其他紅色血脈那樣，流露出醉生夢死的頹廢生活態度。
這件事發生在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令計劃在年底升遷去向的幾天前，所以令計劃始終懷疑兒子是否真的死於車禍，還是整個事故是一樁精心設計，為的是打擊他與共青團。當我向西方朋友提出這個理論時，他們認為黨搞這種詭計的可能性不大。但許多人難以理解黨在權力懸而未決時的深度。
事故發生後，令計劃犯了個致命錯誤。根據張阿姨的說法，令計劃說服當時負責政法的周永康封鎖車禍消息的傳播。當總書記胡錦濤聞風訊問此事時，令計劃回答兒子沒有牽涉此案。
直到江澤民面告詳情後，胡錦濤才瞭解到真相。當令計劃的謊言曝光，胡錦濤再也無法保全令計劃，導致他憑空喪失自己退休後在中國權力中心安插親信的絕好機會。
令計劃在政壇被冷藏兩年後，黨中央於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宣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始對令計劃展開調查。二〇一六年七月，令計劃以貪腐罪名被開除黨籍，隨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對令計劃的指控，還包括妻子谷麗萍，指她收取某公司為謀求政治利益而收買丈夫的巨額賄賂。我和段偉紅與谷麗萍相識多年，深感這些罪名有捏造之嫌。首先，谷麗萍平常很少能與令計劃見面。在辦公廳主任任上，令計劃晚上幾乎都睡在中南海的辦公室，恐怕難有時間與夫人共同組建貪腐的商業帝國。
第二，當段偉紅陪谷麗萍去香港購物時，段偉紅發現谷麗萍不太敢出手買下昂貴的手錶和衣物。這加深了段偉紅的推測，令計劃夫婦並不特別富有，這也意味著他們並不特別腐敗。段偉紅曾與谷麗萍逛香港中央購物區的卡爾森手錶店，店內名錶售價不菲。最終，谷麗萍只選購價值二萬美元的款式。在附近的香奈兒專賣店，谷麗萍相中一款女裝，但瞄了價碼一眼，便直呼太貴，放棄選購。段偉紅之後告訴我，看來谷麗萍從未有過到位於中環的香奈兒購物的經驗。段偉紅和谷麗萍在北京經常去凱悅飯店飲茶，段偉紅有時也受邀參加谷麗萍與商界朋友交流的投資計畫，谷麗萍通常都是認真聽介紹，但對是否投資則顯得猶豫不決。實際上，段偉紅後來就停止與谷麗萍出外談生意了，她評估谷麗萍缺乏從商與經商經驗，對投資案一竅不通。段偉紅直率地抱怨：「谷麗萍只會空談，從不敢付諸行動。」
其他涉及已喪生的令谷之指控更是子虛烏有。中國官方媒體影射令谷組織祕密政治團體，實在是無稽之談，我親自觀察他成立讀書會的全程，甚至還向他推薦過幾本讀物。
在中國，共產黨可以編造證據、強迫認罪，不受任何事實約束地坐實對個人的犯罪指控。就像官方公布的中國經濟增長數據一樣，黨先制定目標，國家統計局每年都奇蹟般地射中靶心，完成預定目標，誤差都在百分位。每個人，包括老外，都在以訛傳訛，原因是共產黨全力隱藏事實，封殺質疑者的不同聲音。人們基本上很難把握真相與虛假之間的差別。
我對令計劃家庭情況的私人瞭解，使我得出結論，強加於他們的貪腐罪名實屬荒唐可笑，國家媒體對他們財富的估值純屬謊話連篇。我們圈內的共識是，令計劃被清除，不是由於他比其他官員更貪腐，而是因為他代表有競爭力的黨內政治派別。
同樣的解釋，也適用於孫政才的案例。孫政才曾經有可能在習近平第二任期結束後，在二〇二二年到〇二三年期間，接任國家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職位。在薄熙來於二〇一二年倒台後，孫政才開始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中央媒體曾公開褒獎孫政才的業績。
但從二〇一七年二月起，孫政才的政治生涯開始走下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指責他，清理薄熙來在重慶的殘餘影響時不夠徹底。在二〇一七年七月初，孫政才在重慶的位置，被習近平在浙江省任宣傳部長的親信所取代。依照黨內慣行的規矩，孫政才之前的所有照片和影音資料被全面撤除。到了七月底，中央宣布孫政才因為違反黨紀正式接受調查。孫政才成為習近平二〇一二年掌權以來，被以腐敗名義受審的首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永康是退休後被查辦）。在二〇一七年九月，孫政才被開除黨籍。二〇一八年五月，孫政才被控收取二千四百萬美元賄賂，判處無期徒刑。孫政才的主要競爭對手胡春華僥倖逃脫厄運。儘管沒有被關押監禁，但習近平限制了他的繼續升遷。二〇一七年期間，胡春華理應可加入政治局常委會，但最後只繼續在政治局內留任。
我針對孫政才和令計劃的指控存疑，因為這兩人失勢，更像是習近平意圖排除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常委會上安排接班人。指責他們貪腐的罪證出自無中生有的帽子戲法。習近平下令清除異己，黨的紀檢部門只能唯令是從，國家檢察政法部門則利用中國法律的無限可詮釋性，羅織罪證，最終請君入獄。這就是習近平奠定權勢的手段。
將令計劃和孫政才排除在權力接班人之外，所有稍微瞭解中國國情的人都明白，反貪腐行動只是藉口與手段。反貪腐行動，從來就不涉及習近平刻意寬容的群體，例如紅色血脈。
回顧孫政才的案例，從二〇〇六年他升任農業部長開始，他就像雷射聚焦那樣關注於政治上的升遷。孫政才曾向段偉紅描述，假如他仕途穩步不出錯，定會最終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如果不擔任國家主席，也必定接任總理。他的每一步行動，都著眼於這個最高目標。
黨指控孫政才的生活作風和收受賄賂，但中國哪個官員沒有生活作風問題？收受賄賂，一個著眼於掌控大政的人，會為區區數百萬美元留下把柄嗎？
如果孫政才和令計劃沒有被清理，今天兩位估計都官拜政治局常委成員。中國共產黨則將按照鄧小平於一九八〇年代主政的規則，繼續保持集體化領導。儘管這種制度不盡完美，但可避免中國回到毛澤東主席一人獨斷時代。現在當競爭者和潛在的接班人均被邊緣化或關牢房之後，習近平可肆無忌憚地攫取大權。在二〇一八年三月，習近平推動中國憲法的修改，結束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為自己開闢成為中國終身帝王的可行之路。習近平在中共宣傳部門的手下，開始賦予他「人民領袖」封號，完全恢復如當年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境界。習近平的畫像開始在大型海報、茶杯和餐盤上頻繁出現；習近平的名字固定出現在《人民日報》和其他黨控傳媒的每日頭條版面上。習近平掌控的權力無所不及，於是有人開始送給習近平一個尊號：萬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