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為黨提供恢復嚴管的天賜良機。
二〇一七年八月某天，一位朋友來到我與段偉紅曾經居住的酒店公寓，受託陪伴我們的兒子飛往倫敦。兒子在北京與段偉紅度過一個夏天，母子在樓下告別。等候的轎車將啟程接客前往機場，段偉紅傷感地強顏歡笑：「我用這身軀將他帶到這個世界，如今他要離開我自由遠行了。」
很難說，段偉紅沒有預感自己將很快失蹤。但如果真是如此，她恐怕會更妥善地安排自己的事務，加強自我保護。無論如何，一位女性孤影獨行送別兒子的情景，觸動了我的心弦。段偉紅是否感到厄運正向自己逼近？數以千計的人已被習近平的反貪腐行動抓捕，段偉紅本人也被禁止出國旅行，但她好像不是很認真地看待這些蛛絲馬跡。當段偉紅數月前與我談到旅行限制時，我們之間已經喪失真誠交流的氛圍。
如果我嘗試更努力一點留在段偉紅身邊，即便不是以丈夫身分，只是作為一個她可信賴的謀臣，局面會截然不同嗎？我無法停止這麼想。自從我搬出公寓及二〇一五年離婚後，段偉紅失去世間她曾經可分享所有一切的摯友。當然，她還有其他密切的親朋，但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比我更理解她的思緒及言行。她的雄心遠大，夢想比天高，事事都想嘗試。我常阻止她涉及高風險的冒失投資行動。當我們分手時，她喪失防滑圍欄與自身對風險的自我警惕。當段偉紅從我們共同建造的寶格麗酒店的新辦公區被抓走後，我動用自己在中國的所有聯繫管道，結果沒有任何人可提供對此事的客觀解釋。
我聽到一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分享的謠傳，他認為段偉紅被綁架後，不大可能活著出來。即便放她出來，共產黨的祕密警察很可能向她的脊椎注射毒藥，使她成為殘廢的植物人。縱使活著出來，她也絕不會是以前的那個人了。由中國商業大亨轉變成政治異議者的郭文貴也公開說，共產黨的政法機構已經殺害段偉紅。我不相信郭文貴的說法，因為他常傳播小道消息來源的謠言，說法經常是不攻自破。甚至連《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在試圖與我交流時，也轉達段偉紅已不在人世的謠言。我認為，段偉紅不露面是因為她拒絕認罪。她總是習慣聲稱：「即便將我的屍體拖出棺材鞭打，也無法發現任何汙點。」段偉紅在這方面，倒還真是頑固不化的一根筋。
段偉紅的失蹤，更坐實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觀點之演變。我從小被培養成要愛黨愛國，愛國主義對我及同代人來說，就像與生俱來的本性。從我執迷描述共產黨革命故事的童書開始，我就不自覺地立志，要為中國的重新富強貢獻一己之力。一九八〇年代，我在美國讀書，放棄拿綠卡的機會，目標也是想在大中華圈尋找報國之路。二〇〇〇年代在北京，我全心地投入建設首都的計畫──從改進機場物流，到開發被公認為中國一流的酒店暨商業辦公中心。
但是，到底我們報效的是什麼樣的中國體制，竟允許超越法律的政治綁架，導致段偉紅女士身陷囹圄？又是什麼樣的中國體制，可賦予政治調查人員特權，肆意致人失蹤，拒不通知當事人的父母、子女和配偶？顯而易見地，我們的兒子思念母親心切，但對兒子及所有親人煎熬最甚的，是不知段偉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段偉紅現在人在何處？她還活著嗎？
中國有法律，規定如何處置犯罪嫌疑人，一九九七年頒布的刑法，允許警察只能關押嫌犯最高天數是三十七天，逾期必須放人，或公布正式逮捕，實施起訴。而如今，段偉紅已消失多年且音訊全無，完全是一次對中國法律的冷酷嘲諷。
同樣引起對中國體制基本道德觀質疑的，是共產黨進行內部調查的模糊政策。早在一九九四年，共產黨就實施被稱為「雙規」的調查方法，允許調查者關押涉嫌違反黨紀的人員。但是，雙規不受中國任何法律制約，從技術規定而言，這種關押可以持續至永遠。我認為，段偉紅是被按這種制度而處置的。我忍不住再次發問，這是什麼樣的中國體制？一個政黨可以凌駕法律之上為所欲為，限制犯法嫌疑人之自由長達數年之久？段偉紅絕不是遭此厄運的少數人士，但絕對是被囚禁時間最長且沒有任何音訊的被審者。
我對中國的看法，從二〇〇八年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的第二任期開始，逐漸感到失望。中國的列寧主義體制，從毛澤東時代伊始就沒有什麼改變，推行的就是加強黨的全部管控。僅僅在黨的危機時刻，才會放鬆專治壓迫，允許中國人民相對上自由的發展。即便如此，對自由的恩賜也總是不情不願，稍有機會就要恢復到制約的原始狀態。二〇〇八年以後，共產黨又開始強化對經濟、媒體、網路及教育體系的控管。書報編輯被查辦、出版商被拘捕、教授被撤職、網路被禁封，黨組織被強加於所有私人商業實體。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為黨提供恢復嚴管的天賜良機。
我得出一個結論，共產黨與像我和段偉紅之類的企業家之間的蜜月期，充其量只是效法於俄國十月革命中誕生的列寧式策略，就是必須分化敵人，才能各個擊破、加以殲滅。與企業家結盟，不過是權宜之計，是實現黨全面控制社會這個大目標的一部分。一旦企業家不再被需要用來重振經濟、投資海外與制衡香港的自由運動，我們轉瞬間就會被視為是黨的敵人。
中國早在習近平於二〇一二年接掌權力之前，就開始朝控制自由的方向行進，習進平不過是加速這個進程。他不僅驅使共產黨最大程度地強化對中國內部的控制，同時也推動了黨將中國的壓迫體制向海外輸出。這也吻合中國體制的邏輯方向，隨著自身國力之增強，中國共產黨必然尋求在地球上捍衛專制本性。眼見共產黨在二〇二〇年將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我們清楚地觀察到共產黨的國際戰略。國安法儘管有意含糊其詞，卻也有效地將來自香港的任何人，在任何地點對港府及中央政府的批判，皆以違法論處，真正體現中華帝國的威震海疆。
有關中國共產黨優先推廣集體主義，反對個人自我私利的說詞，是純粹的謊言。許多西方人士對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民主訴求頗為反感，轉而擁抱中國共產黨專注於集體福祉的神話。但現實表明，共產黨的主要目標是為自詡為革命家的子孫後代服務，這些人才是黨統治的主要受益者，這個階層攫取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最高權力。
三十年前，我的父母將我從共產黨統治的國度帶到香港，後來我長大成人，學習了民主體制、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主導的文化，瞭解到以人為本的價值。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當中國共產黨允許平民百姓休養生息，借機從一手造成的災難性錯誤中復蘇之際，中國體制的門窗微開，供世界臆想體制內更加自由和開放的美好景象。我和段偉紅躋身開放的門戶，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利用自身才智，實現自己的財富夢想，同時改善中國。
事到如今，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資源，卻又回歸到以往，露出本來面目。在同樣的時刻，我也最終意識到，比財富和成就更寶貴的人生福祉，是人的權利和基本尊嚴。我希望生活在尊崇這些原則的社會，所以我在西方世界和中國之間，選擇前者。這不僅是為我自己，也是為了幫我的兒子開拓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