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開始告訴我這只是短期旅行，所以我沒有與任何朋友道別。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當學校放假時，母親帶我前往香港。她開始告訴我這只是短期旅行，所以我沒有與任何朋友道別。在這趟旅途中，我經歷了很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搭飛機和第一次喝可口可樂，其他過程就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我們在當時還只有三萬六千多人口的農村小鎮深圳等待入境香港（如今的深圳已經是個一千三百萬人口，騰訊、華為等高科技公司在當地設置總部的大型都市）。我們需要獲得出境許可，母親每天都要面對主管中國離境人員的邊防公安警察，祈求審批我們的申請。等了兩星期，才獲准赴港。只是在之後我才得知，我們家當時和幾乎所有可以離開中國大陸的人一樣，只要能出走，是不打算再回去的。我們等待獲取的雖然是短期出境簽證，但這其實就代表長期移民香港的機會。
離開上海的計畫，始於偶然的機遇。隨著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度結束，中國開始向海外華僑尋求資金幫助，來解救經濟困境。上海市華僑辦事處的官員要求母親，說服外公和其他在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富裕親友來上海投資。這事引發與上海當局請求出境簽證，去香港探望外公的討論。在家裡計畫時，父母其實不是想借機為上海招商引資，而是要利用這個機會設法離開中國。父親無時不抱怨爺爺，在一九四九年錯失良機沒有離開。如今當機遇再現，他絕不會再犯同樣錯誤。
我們進入香港時，母親口袋裡只有二十元港幣，按當時匯率只有約兩美元。我們先落腳在外公占地七百五十平方英尺的兩房公寓裡。外公住一間房間，母親的哥哥一家四口在另一間，他們比我們早七年來香港。我和母親兩人擠在狹小的客廳棲身，我只能睡在打開的沙發床上。當時我懷念上海的兩房住處，儘管也是擁擠，但至少是個家，不像在香港，就只是個睡覺的地方。
母親立即全身投入香港的生活，外公以前就常和她說廣東話，所以她現在可以輕鬆地如在地人般融入香港社會。會講廣東話，再加上數學方面的特長，母親在一家紡織廠找到會計工作，同時在夜校進修會計專業課提升能力。
母親曾多次往返上海，請求有關部門允許父親來港團聚。這些旅行的費用幾乎令母親在經濟上舉步為艱。還是要感謝鄧小平，政府停止迫害有海外關係的人員，但還是不能讓家庭全員離境，意圖以此操控海外華人。兩年後，母親百折不撓的努力最終令主管部門點頭。直到現在，母親還記著放行父親的官員的名字。
知道父親要來香港，我有點惶恐焦慮，但被打事件沒有頻繁重演。可能我們與親友一同擠在外公的屋簷下，為我提供人身保護的環境吧？其實，父母那時疲於奔命地工作，只顧解決家庭溫飽問題，我與他們就像夜晚行船般很少見面，也就擺脫被敲打的命運了。但是我們之間的父子關係並沒有改善，父親對我還是一貫地冷酷。父親到香港後，我還是棲身在原來的折疊沙發，父母則安頓在客廳被簡易門簾隔開的一張小床上。
對父親而言，在香港的生活過渡期，要比母親的情況更加艱辛。他當時已經三十七歲，而且不會說當地語言。在上海，他是受過嘉獎的中學教師，但是香港並不承認大陸的教師資格。儘管外公對父親和善，但是舅舅和舅媽和我家的關係並不和睦，父親最終只能去香港最大的冷凍倉庫打工，當搬運工。
就像父親早期奮鬥一樣，他最能依靠的是他堅持不懈的毅力。他白天工作，晚上進修，最終拿到MBA學位。他周末也堅持工作，甚至還帶病上工，經常從晚上加班到深夜。在一個雇員如走馬燈般更換的行業，父親贏得忠誠敬業的名聲。他連年被升遷，七年後被老闆提拔為公司總經理。我今天還記得，在老闆邀請我們慶祝父親晉級的午宴，我第一次有幸乘坐老闆的勞斯萊斯轎車，對車內晶瑩剔透的核桃木裝飾印象深刻。
我在多年後才意識到，目睹父母為我們在香港攀登生活階梯的艱辛困苦，對我人生的影響是震撼且深遠的。我們全家在香港的頭三年，真有身臨絕境之感。我們蝸居在別人家的擁擠客廳，沒有自己的洗漱空間，勉強能夠維持每日的溫飽。但是我的父母堅信，我們的生活正處在看到光明的隧道出口，他們知道怎麼走才能穿越黑暗，實現理想。所以他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而我則在他們身邊學到處世的真諦。
外公的公寓坐落在美孚新村，是香港第一個大型屋邨，一個典型中產階級聚集地。隨著時過境遷，父親厭倦與岳父及家人同居的環境，希望有個屬於自己的居所，所以我們搬到油麻地區域，雖然還是在九龍地界，但屬於低收入社區，常有幫派團伙、毒品掮客和明娼暗妓在街區出沒。父親的老闆提供一套免費的公寓，我們住進一座破舊低層樓房的二樓，住所是只有一間睡房和客廳廚房共用的小公寓，周邊用膠合板為牆。至少，我們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到了晚上，可以看到老鼠在房間出沒，在我們睡覺時，竟然吱呀蹦跳越過我們的床鋪。放學後，穿過龍蛇混雜的街道，我必須摸黑爬上樓梯，才能到家門口。一旦進了房間，我都要鎖上兩道門閂才會安心。有時我睡得太沉，父母總要敲打房門，才能叫醒我開鎖。
搬到香港對我造成很大的影響，部分原因是父母從未告訴我他們的移民企圖。我剛開始僅以為是一次長假，在當地探親及旅遊而已。直到我讀完小學一個學期後，母親才告知我要繼續留在香港。
香港的文化與中國大陸顯著不同。在上海，我與朋友總是勾肩搭背逛街，總是相互介入個人的事務。個人隱私的概念，在大陸基本上是不復存在的。在中國的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別說男孩，甚至成年女子手牽手上街，都是司空見慣，無人想入非非。
香港則是另一個世界。我記得第一次試圖用胳膊摟抱與我同歲的，住在同一幢公寓的香港男孩，我以為我們是好哥們，用我的胳膊環繞他的後背是自然的親暱之舉，結果他像被電擊一樣地跳開，驚叫：「你要幹什麼？」我大為吃驚，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在香港人與人的交往方式，與大陸是截然不同的。港人有著比較延展的私人空間，對友誼保有相互避免干預的默契與分際。友誼在大陸，用粗話來形容，就是「黏糊」。朋友們會非常接近你的生活，如果你看上去肥胖，朋友逢人便會調侃；假如你經濟上有難，朋友非要問個明白；一旦你想找個犯罪夥伴，那朋友肯定毛遂自薦。香港的人際關係則不像如此般地管別人閒事，人與人之間保留隔離的空間。
除了要領會新的社交方式，我還必須得學會交往的語言。我剛開始在香港上學時，對兩種授課語言是一竅不通。小學裡用廣東話教課。廣東話儘管可說是中文的一種方言，但對我這個只會說上海話和普通話的大陸客來講，根本就是無法理解的鳥語。還有英語教學，我當時甚至連背熟英文字母都感到困難。父母曾請表姐幫我輔導英文，她常來我們的公寓，教我拼寫「蘋果，蜜蜂，柳橙」，我好像記不住任何單字，花費了難以數計的時間跟表姐苦練英語基礎。我那時在語言上根本就是個啞巴。
我的初級教育班級級別飄忽不定，在毛主席逝世那年，所有上海的小學生都留級一年，原因是學校花費太多時間紀念領袖，學生的學業基本上都落後於教學大綱的進度。所以我到香港的第一學期，只在教會學校聖公會聖紀文小學（St. Clement Elementary School）就讀三年級。但到了第二學期，母親把我轉到一個主要為警察家庭開辦的學校，那裡標準較低，可以讓我跳級插班。這個學校管理粗糙，我曾對男孩打架感到司空見慣，也在這裡領教了女孩打男孩。我還記得，有個男孩揮拳打向一個女生，女的躲過拳頭，抬手就一拳打在男孩臉上。我想這是我所見識過的最精彩搏擊。我們班上的孩子經常有人缺課，原因是因為偷車被關進少兒拘留所。當時正值香港成立廉政公署，整治執法領域腐敗流行的初期，在那時的香港，警察和流氓常穿著同樣的制服。
我曾被學校的壞孩子選為霸凌對象，原因是我的個頭大，同時我不入幫派群伙。班上的年長學生特別有攻擊性，我在下課休息時，只好在各個教室間游走，躲避挑釁。我並不是個好勇鬥狠的孩子，不知道如何與別人打鬥。在霸凌逼近時，我只能選擇逃避。我來自中國大陸的背景，更加深自己的厄運。在全家搬到香港不久，當地電視台播過一部喜劇，塑造一個來自大陸的新移民形象，名叫阿燦，他是個粗手粗腳的鄉巴佬，又蠢又懶，無法融入香港城市生活的快節奏。在社會上，我經常被當成阿燦。在家裡，我的表親嘲笑我，說我所有動作都比平常香港人慢一拍。我需要重新塑造自己，重塑自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以後的生活中此循環重複出現。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我會揣摩該怎樣重塑自己。
在香港，我也直接面臨貧窮的挑戰。我們在上海像周圍的普通人那樣生活；但在香港，父母總得掏光腰包才能勉強養家，而我的同學卻都有自己的零用錢。所以我放棄搭巴士往返學校，每天步行兩英里，省下車費，貼補零食費。於是我的童年，就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效仿父親的模式成長，學會如何吃苦才能改變現狀。我曾發誓，當我長大時，一定不會再讓任何人對我輕蔑地訕笑。
移民到香港是我人生中許多轉折的第一步，就像游泳一樣，挪騰成為我生活裡永恆的標識。幾十年間，我從亞洲到美國，回到亞洲又轉向歐洲。這種持續的動蕩教會我迅速適應極具變化的環境，與來自世界各地人士輕鬆自如地交流。從小就居無定所，啟發了我要因地制宜四海為家。我也學會不斷調整自己，適應不同文化。我力圖成為一隻變色龍，用自己應變的膚色去匹配周邊環境。至少有一點我可以引以為傲，那就是持久的人生遊蕩，令我不會被周圍變化所絞殺，無論如何，我將生存下來並重建輝煌。
依靠自己的決心和一些語言天賦，我很快就掌握了粵語和英語，又轉學回到聖公會聖紀文小學。我加倍用功讀書。學校是上、下午兩班授課，我們班是從中午十二點半到晚上六點。我早上就溜進住家附近的圖書館，廣泛地閱讀小說和紀實書籍，特別是古龍的武俠小說。
我十二歲時，通過考試進入皇仁書院升讀中學。這是香港歷史悠久和成績優良的公立中學，值得炫耀的校友包括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憑著超過一百七十公分的身高，我又成為中學一年級班上個頭最高的學生。
學校開學不久，有體育老師詢問誰會游泳，我與幾個孩子伸手回應。我來到香港後就沒有再參加游泳訓練。老師帶我們去學校附近維多利亞公園的公共泳池測試泳技，我跳下水來回游了幾次，便順利加入學校游泳隊。
我的成績打破學校五十公尺和一百公尺自由式的紀錄。十五歲時，某天在公共游泳池戲水，一位路過的香港隊教練認為我有潛力，測試後我被選入香港少年分齡游泳隊。
與在中國大陸一樣，游泳培養了我堅韌不拔的毅力。香港沒有很冷的天氣，所以我再也沒有機會在泳池中以身破冰。無論晴天雨天，溫度高低，我們都要堅持游泳訓練。即便我身體不舒服，一旦游速放慢，被後面的隊友摸到後腳，我就強迫自己加速，確保自己不會阻攔訓練游道的暢通。這樣的練習結束後，我爬上泳池，體會到完成任務的成就感。就像父親一樣，頑強吃苦成為我很大的優點。我常自我勉勵，不管事情如何棘手，訓練最終都會結束，總有爬出泳池的那一剎那。只要堅持到底，總有擺脫困境的一刻。
成為游泳隊的一員，擴展了我的社交範圍。我們在香港各地參加訓練和比賽，有錢孩子乘著專職司機駕駛的轎車到場地，最窮的隊員則住在公租房社區。我參加過青年游泳隊在廣州和日本舉行的比賽，日本之行是我首次海外旅行。
我在皇仁書院第一年的成績令人沮喪，全班四十人中排名三十三。我曾刻苦用功被學院錄取，但入學後我放鬆尋樂，開始以樂趣為中心混日子。不專注在課業，反而流連在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把時間都耗在玩足球和籃球上。父母專心於工作，除了責罵我的成績太差，也無暇幫我提高學業成績。直到第三學年後期，我的排名還是在班級的中段。
在進入皇仁書院時，我已經從一個上海人蛻變成香港的當地少年。我花費在聯絡同齡朋友上的時間，遠超過與父母的相處。在家庭的狹小公寓住所之外，我的自我疑慮已經消失，自信心爆棚。我是個游泳高手，身材傲人，深得同學喜愛。我廣東話已經沒有外地口音，我視新學校如可歸的老家。
我從小就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從小時侯開始，我就比同齡朋友高出一截，在上海我是孩子王，到了香港我更是人高馬大的大個子，真有鶴立雞群的感覺。人們總是盯著我打量，周圍的人也不厭其煩地用直截了當的典型中國方式評論我的相貌。對我的議論經常是，「哇，這麼高還這麼俊俏。」這樣的環境形成我的極端自尊心，不但要當之無愧地展現自己「高挑英俊」的外貌，更要在各方面都出類拔萃，不能讓別人瞧不起自己。
大部分時間，我從學校放學回家，都與一幫同住在九龍區的同學結伴而行，我們乘巴士到達香港的商業中心中環，然後乘擺渡輪船，跨過海灣回到九龍。我們通常嬉笑打鬧，招搖過市。但有一天我見到一個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一個西方白人與中國建築工人一起在香港最高檔的商場置地廣場外工作，他看上去形單影隻，孤立無援，他安全帽下的蒼白面孔與周圍華人工人被香港亞熱帶陽光曬得黝黑的皮膚，形成極度反差。我當時想，哇，我這輩子可千萬不要落到這副模樣，被路人們用悲憫可憐的目光審視。我暗暗發誓，絕不會成為這樣被別人當傻瓜看待的芸芸眾生。直到我四十多歲時，也還是非常注重面子，中國常用來形容保持聲譽的俗話，叫「愛面子」。我無時無刻都在力圖不讓別人小覷自己，希望出人頭地。
如此而論，賺大錢從來不是我最主要的目標，我的父母親身為上海人，也是非常講究面子，經常把面子看得比金錢更重要。這樣的觀念也對我有著一輩子的影響。我要爭光，我要所有人都知道我沈棟比旁人更加優秀。
儘管我初中時候只是個成績中段的學生，但我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甘願如此，而不是缺乏能力的結果。我們學校有辯論隊，由於我成績平平，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相關比賽。但是我經常旁聽辯論，在腦海中與雙方的觀點爭論。我總認為自己的論點，要比發言者的想法高明許多。
我在皇仁書院的第四年，正值十六歲，我認識到除非我在第五學年底舉行的香港教育證書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否則我將被迫升學到檔次低下的學校，我覺得只要我下決心努力，就有能力取得優異成績，在原校繼續升學。
我曾被稱為課堂小丑，上課不專心。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的一個地理老師還打趣說我上課睡著，他扔了個板擦把我叫醒，而我站起來的個子把他嚇了一跳。在音樂課上，我三年都沒專心上課，三年後還是不會讀樂譜。在第四期的中文課上，我寫過有關中國詩人徐志摩的評論文章。徐志摩是個奔放且英俊的作家，他的羅曼蒂克暢想以及感情豐富的詩句，使他在中國文壇聞名遐邇。徐志摩在一九二〇年代出名，時值中國的軍閥割據，日本入侵的威脅逼近。徐志摩認為，藝術沒有必要專門服務社會和高尚的理想，欣賞美麗的事物足以成就藝術。我反駁了徐志摩的純粹藝術觀點，在文章中質問，當中國沈淪於社會動亂時，要如何能夠繼續用蒼白的詩意來審視美麗？在中文課結束後，任課老師將我留下，問我：「是你自己寫成的評論嗎？是你自己得出的有關結論嗎？」她認為我有抄襲他人之嫌，但這篇文章真的是我親筆所撰。
在第四年的學期末，我已經升到班級的前十名。到第五年底，我的名次已經在前五之列。我通過考試，爭取到在皇仁書院繼續學習的機會，升級到第六年級，相當於香港高中的最後一年。
在皇仁書院摸爬滾打，改善自己班級排名的經歷，證明了我自身的能力。我並不是天生懶惰，但是有自我鬆懈的傾向。剛剛進入皇后學院時，我沒有隨時上緊發條，只有在緊要關頭才窮追不捨。因為在我的潛意識里，我深信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大踩油門加速，達成預定目標。這個習慣在我隨後的職業生涯中，始終如影隨形。
在完成六年級學業後，我的游泳教練告訴我，如果我繼續苦練，有可能獲取資格入選香港自由泳代表隊，參加在一九八八年在首爾舉行的奧運會。皇仁書院的校長約見了父親，雙方同意我延學一年，要給我時間加強訓練。我很驚訝父親沒有異議，但我也理解，他總是對權威言聽計從，校長建議的任何事情，他都會同意。
我充分利用了隨後的延長假期，在同學們透過教室窗口的嫉妒觀望下，在學校操場打籃球。老師們並不買帳，但我有校長頒發的「准玩令」，無人斗膽阻攔。最終我未能入選香港奧運隊。我無法彌補來香港初期沒有持續訓練的後果，但我也沒有被落選徹底擊垮。我享受著經歷的過程。我始終自我勉勵，不管事情如何棘手，最終總會像跳出泳池那樣擺脫困境。
我在十七歲那年夏天，在香港南華體育俱樂部教學生游泳，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開始賺錢。我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都泡在泳池，混濁的池水讓我的皮膚染上惡性皰疹。然而懷揣賺到相當於一千美元的鈔票，我開始沉浸在自己的時尚品味中。這對我來言，不諦是天壤之別。自從來到香港，都是母親將自己任會計成衣廠的淘汰衣物拿來當成裝束我的行頭。現在，在一位摯友同學Stephen的指點下，我開始探索時尚世界。
Stephen來自一個富裕家庭，總有額外的錢財消費。他帶我買了我的第一件名牌服飾，橙色的Ralph Lauren polo襯衫。很快地我又認識了其他時尚品牌，Yohji Yamamoto、Issey Miyaki、Claude Montana等。我的朋友教會我如何購物，我也練就了漫不經心掃視價碼牌的技能。我母親總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我認為，沒有錢則是萬萬不能。在我的錢包囊中有物時，我體驗到金錢帶來的自由，滿足自己的欲望，探索未知的世界，解答好奇心所帶來的疑惑。當然，還照顧了我的面子。
我家庭境況的改善更進一步強調了具有財富資源的價值。父母新買了一套公寓，雖然只有五百四十平方英尺，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房間，它成了我的避難所。
我的父母以前和如今都是令人難以置信地勤儉，小時養成的習慣，令我繼承他們的傳統。時至今日我做飯時，切肉和蔬菜都還是以不浪費一丁點可食之物為目標，每餐還是將盤中飯菜全部吃光，全因我牢記在學校背過的中國古詩，「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我們在屬於父親老闆的簡陋公寓裡住了兩年。有一天，父親與老闆吵架翻了臉。父親那半點不能被碰觸的自尊心被傷害了。與老闆口角後，父母用盡積蓄，購買新公寓，隨後父親便辭職了。他當時還沒有可以接手的新工作，花了將近一年找工作，才找到一家貿易公司就職，但也沒能持久。他還嘗試做其他生意，但都魚肚朝上，歸於失敗。又一年後，美國的大型雞、豬肉食品公司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被父親在冷藏食品方面的經驗所吸引，聘他成為公司在大中華區的第一個員工。泰森食品公司希望打開中國市場，父親意識到在美國人不吃的雞隻部位中可以淘到金礦：雞爪、雞屁股、雞內臟、雞脖子、雞肫和雞心，都是中國人愛吃的美味。泰森食品公司邀請父親飛到美國，父親建議改變生產線，保留雞雜，開闢新財源。父親的朋友和同事都在取笑他的新職業，在中文裡「賣雞」一語，也被當做俚語，意指為「妓女拉皮條」。笑話權當笑料，幾年下來，泰森食品公司就在大中華地區銷售了超過一億美元的雞雜，用美國人養育的「鳳爪」（中國人對雞爪的別稱），填飽中國消費者的肚皮。
從父親在泰森食品公司的經歷，我第一次領略到中美關係的離奇與複雜。美國阿肯色州向中國供貨的肉雞生產線經常成為政治場域的質押品，不管任何時間，每當與美國關係緊張，中國政府就會突然透過各種方法將泰森的貨品攔截，包括將檢疫期延長、重新制定進口關稅。面對成噸的肉雞產品將要腐爛變質，父親經常想方設法繞過規則，將貨物最終及時運進中國。他總是如魔術般地完成工作，使得泰森食品公司曾頒給他「世紀級最佳銷售員」獎牌，這獎牌也是他職業生涯最珍愛的物品，至今還在父母的客廳中展示著。
泰森食品公司同時也向父親證明，人生並不事事公平，尤其是對他自己來講，更欠公允。當他在二〇〇三年退休時，泰森食品公司沒有向他提供每個雇員都享有的退休金，公司聲稱因他身為國際員工，公司無法向他發放美國員工所享有的退休福利。母親催他與泰森談判一個更好的退休待遇，但他從未照辦。他認為自己不是那種喜歡乞討還價的俗人。說到底，還是面子。
在第六學期末，我的時尚顧問、當年游泳隊的夥伴Stephen進入美國南加州大學（USC）就讀。我當時還在參加劍指奧運會的訓練，雖有被朋友拋棄的感覺，但我們仍繼續密切聯絡，在沒有網路的時代，我們用互寄錄音帶代替寫信問候。我經常關上房門，全心投入與錄音機的對話。我的父母難以理解為什麼我老是對著錄音機說話，但與父母卻無話可談。Stephen向我仔細描述他在美國買車的經歷，他的母親讓他在VOLVO，BMW或BENZ車款間選擇，他很難立刻下決定。
在香港的生活，強化了我在上海時就萌發的獨立性格。我的父母必須全心面對新生活的巨大壓力，沒有過多時間和精力來照看我，我們彼此的社交圈相隔漸遠。我與當地孩子交友，父母的朋友則都是大陸來港的移民，包括很多他們大學時期的同學。父母經常指責我與他們不同，母親甚至抱怨說，我根本與他們倆的任何習性都不相像。我倒認為母親的指責並不正確，在一九五〇年代的上海，父親也是被迫養成獨立的性格。我與父親相同的是，相信自己在命運召喚時，一定有克服艱難、自立更生的能力。
我和父母的生活陷入了無形的冷戰，我不喜歡天天圍著他們轉，我想他們也是如此看待我的。在周六，按照當時香港的慣例，父母都要工作半天，於是我就假裝還在睡覺，藉此避開與父母交談，然後就出門去練習游泳。
儘管父親已經不會打我，但還是經常對我發火。他常常暴怒著衝進我的房間，對我大聲斥責。有時嫌我晚睡不起，他會用力敲打房門，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在周日早上，當我收聽收音機裡播送的美國流行歌曲排行榜時，父母也經常要求我降低音量，並質問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收聽這些垃圾？
我那時開始與朋友聚眾夜遊。接觸酒精後，有兩件事讓我感到吃驚。一是我的酒量，兩杯酒下肚，朋友們幾乎都開始有點醉，但我卻沒有任何感覺。在我往後的商業活動中，我的酒量使我受益良多。其他的酒後異常，表現在我的友好程度。幾口黃湯下肚後，我因放鬆而變得友善，更加容易與人交談。由於我的高大個子以及我不苟言笑的內向性格，人們與我接近時常有被威脅之感，我天生不善交際的性格令旁人對我的誤解增加。當我喝酒後，我倍感放鬆，人們會注意到我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易於接近且熱情。儘管我囊中羞澀，但還是積極體驗酒精給我及我與外部世界關係所帶來的變化。在我的內心世界，我希望自己能更加融入社會群體，而酒精可助我敞開心扉，讓我與旁人拉近距離。
我也嘗試談戀愛，但不知道一開始應該做什麼。有一次一位來自附近女校的女孩給我一張紙條，約我外出。我這懵懂的茅廬小子，只好請教同班一位見多識廣、出身警察家庭的同學，並請他相伴指導。我們三人去了香港銅鑼灣的一家麥當勞見面，我表現得既腼腆又尷尬，盡量找話題。我經歷的男生中學教育可能對我來說有好處，但面對女孩時卻只是感到尷尬與難堪。以至今日，我還是希望我的孩子別進男校就讀。
不論與雙親的關係持續緊張，我們全家還是維持了香港的傳統，幾乎每個周日都去吃港式飲茶早午餐。我們常與父母的大陸朋友聚餐，大人們專注於談論商情。他們都是父母在上海時結識，相繼移民到香港的朋友。一九八〇年代，中國開始開放外國投資，父親的朋友有人在經營與大陸跨境貿易的生意，他們注意到我在聆聽餐桌上的談話。我對涉及中國的商業活動很感興趣，那時已經開始閱讀《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亞洲版，也讀過挽救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免於倒閉的傳奇總裁李．艾科卡（Lee Iacocca）與美國地產大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書。我喜歡參與商業活動的理念，以及尚無前例的專案計畫，留下個人奮鬥的印跡。
在香港，經商恐怕是僅有的、現實可行的職業生涯之路。我們家族沒有專職政治家，公務員服務也不是我的興趣，支撐成為藝術家和音樂家的費用更是令我望而卻步，更何況在這個殖民地之城，本來就是個文化沙漠。在香港這個超級競爭的環境裡，人人都把出人頭地當成生活目標，而經商就是證明自己的主要通道。
我的朋友Stephen遠赴美國，加強了我離開香港的意願。但是當曾輔導我功課的表姐從澳洲發來留學邀請時，我婉言謝絕了。在我的觀念裡，澳洲只是個島狀的超級大岩石，我心生嚮往的是自由的美洲大陸，特別想在號稱「黃金海岸」的加州闖蕩。我在美國電影和音樂的薰陶下成長，我的第一個音樂卡帶就是來自美國的搖滾樂隊。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前往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度繼續學業。
我在第七學年末，申請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與在路易斯維爾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和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加州的兩所學校沒有錄取我，但另外兩所大學都寄來錄取通知。華盛頓大學當時一年學費是一萬美元，威斯康辛大學的學費只要五千美元。在該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雜誌的美國大學排名上，華盛頓大學為十七，威斯康辛大學是十八。父親宣布，我將就讀排名第十八的威斯康辛大學。父母那時經濟狀況見好，但如果額外加上五千美元，在當時也是筆不小的負擔。所以我也只好按父親的想法，前往威斯康辛大學報到。
在一九八九年春末，等待前往美國留學前夕，我前往上海告別親友。在橫貫中國大陸的大小城市，隨著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四月分逝世，當時正爆發群眾示威遊行。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因拒絕鎮壓學生運動，被撤除了總書記職務。數以百萬計的民眾以悼念胡耀邦為藉口，參加這些示威遊行，要求更多自由，呼籲政府採取行動，整治廣泛的黨內高級幹部家族斂財致富的腐敗潮流。在上海，數十萬人上街遊行要求變革，我也被捲入遊行之中。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的某一天，我當時在上海主要的購物區域南京路上。街上擠滿了示威者，有人吹喇叭，有人喊著「要自由」的口號，有人舉著標語牌，要求中國更加開放。汽車完全無法通行，連人行道上都站滿旁觀者。僅有的移動方法就是參加遊行，於是我溜進示威隊伍，有人看出我不屬於他們的單位，肯定是我的港式服裝引起懷疑。在那時，香港人的著裝與大陸人士是差別很大的，更何況我這個酷愛時尚的小青年，穿戴打扮就更加逃不過群眾的眼睛了。
我在上海待在一個叔輩親戚家中，他文化大革命時期受過迫害。有天晚上，我與他觀看電視新聞，他不禁流下眼淚，他估計「這些參加遊行的年輕人，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們不明白，共產黨就是藉由操縱群眾而奪取政權的。黨挑起大眾運動，一旦達到目的後，就會殘酷地鎮壓這些運動。」他還說，「初生牛犢不怕虎，但用這種方式，是打不倒共產黨的。」
我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離開上海，返回香港。六月三日晚，共產黨向遍布大陸的示威群眾開始展開鎮壓行動。在北京，軍隊從天安門廣場驅散人群時，屠殺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其他示威者。上海的遊行也被壓制，因此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贏得升遷。在天安門事件後，江澤民一躍成為黨和國家領袖。
在香港，和所有香港人一樣，我和父親專注地坐在椅子上觀看電視上有關北京鎮壓的實況報導，我們都不禁流下眼淚。對我們來說，這是類似後來美國九一一事件的轉折時刻，我們始終對事件銘記不忘。根據父親早期與共產黨來往的經歷，他現在更是確信，共產黨從裡到外都是個邪惡的魔鬼。父親看到黨隨心所欲地鎮壓自家百姓，預計最壞的時刻還在後頭。
隨著事件發展，中國政府公布了對學生領袖的通緝令，其中不少人只比我大幾歲。父母親強調，他們在香港開創新生活，就是為了讓我有更好的前程。他們所有的犧牲，都是為了讓我能夠躲避大陸年輕人現在所面臨的厄運。
我當時太年輕，也對政治世界沒有興趣，所以無法理解那場動亂的來龍去脈。但是整個事件也促使我更加期盼離開香港，從父母的管控下逃離，去尋求自由和冒險機會，即便是去美國威斯康辛這個陌生之地，我也敢於闖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