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繼續前行,繼續傳播我的故事。
出版這本書的初衷有許多,但其中最關鍵的目的之一,是為我前妻的冤屈鳴不平,結果竟在本書全球上市的幾天前,她奇蹟般地重現人間。
《紅色賭盤》書中深度記載了在中國共產黨逐步收緊人們自由的過程中,我個人所經歷的那些時而激情、時而冒險、時而重挫的日子。但即使在撰寫此篇後記當下,我還是不敢相信這場人間遭遇的展開過程,竟然如此戲劇化。
《紅色賭盤》英文原版訂於二〇二一年九月七日星期二於全球上市。美國出版界習慣把新書上市的時間安排在周二,我們於是挑選一個最接近我的前妻段偉紅被中國官方綁架四周年的一個星期二。段偉紅是在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被失蹤」的。自那天起,段偉紅和一些同時消失的同事就此音訊全無。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做了一個決定,把段偉紅失蹤的始末,還有我和她在中國生活的那些日子,全數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兒子健坤,將來才能理解他的父母的身世,還有我們在中國這個風險場域內所經歷的一切。但我真正破釜沈舟、毅然下手的時刻是二〇二〇年初,因為那時已整整兩年未收到段偉紅的隻言片語,甚至毫無任何證據顯示她還活著。
在段偉紅人間蒸發之前,我和她已經正式離婚,但共享兒子的監護權,她和我愛這個兒子的心並無二致。母親的失蹤對一個九歲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困擾,而我的情緒則是憤怒,因為段偉紅的失蹤只有一個原因:她和我共創的商業成就,觸犯到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掮客。
九月七日的新書上市日越來越近,我開始夜不成眠。寫書期間,我以為我已經把各種擔憂和疑慮扔到一邊,但現在又全都回來了,種種暗黑的可能場景在腦中徘徊不去。上市前幾天的焦慮感尤為嚴重,因為《紅色賭盤》的媒體宣傳開始了。
九月三日星期五,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刊出報導,標題是「與中國紅色壟斷權貴打交道的女人神祕失蹤記」,《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隨即刊出「圈內人爆料:中共如何輕蔑對待『用過即扔』的企業家」一文。一年多來,本書出版社和編輯們小心翼翼地防止出版訊息過早外洩,擔心中共會不擇手段地阻撓本書出版。當我看到上述兩篇媒體報導時,腦中快速反應是:該來的,終於來了,現在是該公開了。揭開中共最高層政商關係面紗的人,竟會是我!其實在看到媒體報導那一刻之前,我沒有太去想這個問題,但此刻覆水已難收。
各種不安念頭不斷掃過腦中。中共會對這本書做出何種反應?會不會盜取我的手機資料、竊聽我的電話?網路上會不會出現五毛對我狂轟亂炸?我的家人會不會遭到中共人員騷擾甚至傷害?書上市了,雖然我一再告訴自己不能怕,但現在全世界可能已有數百萬人在讀這本書,要將所有焦慮拋開是辦不到的。一晚接著一晚,夜夜如此。
九月五日星期五,段偉紅失蹤四周年的那一天,我清晨四點鐘就醒了,再也睡不著。黑暗中我打開手機,看到母親傳了一封訊息給我。訊息中母親叫我打電話給段偉紅,說對方打電話給她,因為我的電話不通。這封訊息有如雷擊,我的心跳停了幾拍。腦內一片混亂,這代表什麼意思?段偉紅的手機號碼已經沉寂四年,她的母親直到二〇二一年六月去世前,每天都至少撥打一次女兒的手機,從來都沒有反應,但她就是不放棄希望,總覺得某一天段偉紅會接電話。
如果她媽媽,能夠再多活三個月……
當然,我當下的第一反應就是給段偉紅打電話,但我還是遲疑了一下,因為我不知道接起這通電話的,會是什麼人。
我終於還是按下號碼,鈴響一、兩聲後,有人接電話了,是段偉紅。我隱約覺得,她一直在等我的電話。她一開口就情緒激動,邊哭邊說。她第一句話就是道歉,對她過去對我的態度道歉,對讓我獨自帶大健坤道歉。她說她心情很矛盾,不知該不該聯繫我,不知道我和現在的家庭相處得如何,會不會麻煩到我現在的家庭和諧等。我整個人被震住了,說不出話來。她竟然還活在世間這件事,加上她近乎哀求的口吻,使我心情頓時失去平衡,不禁想起四年前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談話中,她的盛氣凌人態度和冰冷尖刻語氣。何等的反差啊!足足有一、兩分鐘都是她在說,我沒有打岔。隨後慢慢地,我恢復理智,問她現在身在何處,她說她在家,但只是有條件地被暫時釋放,放出來前簽了一份承諾書,表明她知道自己隨時會被重新關進去。
接著,段偉紅說想和兒子說話。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健坤的臥室,連燈都忘了開。我搖醒兒子,和他說媽媽在電話裡,要跟他說話。我當然瞭解健坤那一瞬間的疑惑,但是沒時間多做解釋了,我擔心電話隨時會被切斷。我只能促聲連連地要他接過我手中的電話,叫聲媽。
在健坤身旁,電話裡的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在同樣的哭腔下,段偉紅一開始就告訴健坤她是多麼懊悔不能陪他,讓他爸爸一人把他帶大。然後她問健坤多高了,體重多少,上哪個學校,學業成績如何。我眼角開始泛淚,因為任何一個處於正常生活的媽媽,都沒有必要追問這些問題。健坤很冷靜,也沒說太多話,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健坤後來告訴我,他也被媽媽在這麼多年後突然冒出來這件事震住了。對他來說,媽媽好像突然從一個暗黑深淵中浮出,他一時不知道是夢境還是真實。
母子通話之後,段偉紅表示要繼續和我說些不方便讓健坤聽到的話。我拿著電話走到樓上客廳,段偉紅告訴我,她四年來對外界事務一無所知,被臨時放出來後才知道自己的母親已經過世了。我猜她連徹底改變全球生活的新冠病毒疫情都不知道。我問她被中共強行帶走的原因是什麼,她的刑事罪名是什麼。我的問題一連串,但她的回答非常簡短。她直接說,罪名是保密的,不許她透露。這種隱晦甚至荒謬的回答,直接提高了我的腎上腺素。段偉紅是中國最成功、最知名的女企業家之一,共產黨將她與世隔絕四年,完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連起訴的罪名都沒有,這不叫踐踏人權,什麼才是?那我兒子所受到的連帶傷害呢?
但我一回神,就意識到段偉紅「被決定」和我聯繫的真正理由。在交談中,她連過去四年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都一無所知,但她對我這本即將上市的《紅色賭盤》卻瞭若指掌。她知道再過幾天書就要上市了,她要我停止出版。我懷疑在此刻之前她電話中表現的一切,都不過是在試圖營造親情氣氛,為這通電話的真實意圖打底。當下,我警告自己說,共產黨要傳達的完整訊息還在下面,因而我決定不打斷她,讓她有機會把所有被交代的話講完。我只傾聽,讓她一項一項地把得罪共產黨的後果說完。內容多半是如果《紅色賭盤》出版會帶給她的種種傷害,諸如她現在只是被暫時釋放,隨時會被再度囚禁等。然後她話鋒一轉,問出一連串嚇人的問題:「沈棟,如果你出事怎麼辦?你出事,對健坤會有什麼影響?假如健坤出事怎麼辦?身為一個父親,你不考慮這些嗎?」我一句話都不說,她在這整段所欲傳達的訊息最後,用了一句共產黨的慣用口號,確保我瞭解與共產黨作對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我把這通電話的內容,告知了紐約的出版社和我的出版經紀人。每個人一聽都吃了一驚,反應正如我那天清晨讀到我母親的短訊留言一樣。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慶幸段偉紅還活著,然後大家也都認為,她那通電話是帶著任務來的,大概是在心理脅迫下繞著彎傳達共產黨的威脅。最後大家也都感到,段偉紅的重現人世,對《紅色賭盤》一書上市,是一樁重大的新聞事件。出版社團隊中有人問我有沒有把整通電話錄音下來,「當然沒有。」我說。在當下,我從未想到錄音存證這念頭,但這個問題啟發了我,決定以後和她的通話都要錄音,如果電話鈴聲還會響起的話。
段偉紅那天下午六點多又來了通電話,這次語氣平靜。她向來都是演什麼像什麼,這是她遊走中國的關係網的拿手技能。這次,她的開場白是,在被拘期間所受到的「教育」,令她感悟到她確實犯了罪,意思就是因此我也有罪。當我追問那究竟是什麼罪時,她語帶雙關地說:「你自己應該知道。」她一直重複這個邏輯長達十分鐘之久,我越聽越氣。
聽出我毫無讓步意思後,她改變策略。她建議應該留一點和共產黨談判的空間,或許能談出一個好結果。我和中共和其機構打交道有多年經驗,對這樣做的後果並不天真。僅僅是我出版這本書的意圖本身,就足以讓我板上釘釘地成為中共的死敵。現在,這本書已經擺在中共眼前,情勢不可能再挽回了。我告訴段偉紅,我不會改變心意,但感謝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消息,使她得以被釋放。我相信,一直保留一盞探照燈照在她身上,才是讓她不再被抓進去的最好方法。我已經做了決定,不會動搖。
眼見她的新策略失效,她丟出另一句令人感到心寒的話:「我已經老了,但我們的兒子還有一輩子。不要付出一個生命的代價。」我的忍耐到了極限,我說:「把話說清楚,誰的生命?你的?我的?還是我們兒子的?」段偉紅回說:「我是在說,我們的父母都是老人。」
第二天,她打來第三通電話,這是在書上市的前一天,我沒接到電話,她留了一封語音信。內容顯示這是個勉強的動作,話語中充滿共產黨的口號──不要忘恩負義,不要汙衊黨和國家,反黨叛國的人不會有好下場等,整個語氣和調性,像是在舞台上演戲。
《紅色賭盤》如期上市了,段偉紅再也沒來電話了。我那失蹤多年的前妻、我兒子的母親,就此再度消聲匿跡。
書上市後一個月,沒有任何段偉紅的消息,我開始擔心她是否再被抓進去。所幸的是,我一位過去與段偉紅有聯繫的堂姊說還聯繫得到她。我猜段偉紅只是不願意再和我說話。我放心了。
獨裁者和極權機器經常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雖然中共用釋放段偉紅來對我的新書上市施壓,但效果卻適得其反。此舉不但未能阻止《紅色賭盤》上市,利用段偉紅作信差這件事,為媒體界提供了吸引眼球的絕佳真實情節,效果簡直就像一場完美風暴。更巧的是,這位知名的中國女性億萬富豪經歷了有紀錄以來最長的四年折磨後浮出水面的時刻,也就是另一位中國富豪失蹤的時刻──阿里巴巴的馬雲。
中共玩把戲的劇本,正一頁一頁地清楚展示在世人眼前。
對我的人生故事進行報導的媒體遍及世界,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的《金融時報》《周日泰唔士報》《每日電訊》(Telegraph),新加坡的《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都在其列。財經媒體如英國《經濟學人》、美國《彭博社》也沒缺席。影音媒體方面,英國電視台BBC的晚間新聞(Newsnight)節目播出報導,美國CNN主播克莉絲丁.阿曼波(Christiane Amanpour)及艾玲.波內特(Erin Burnett),福斯新聞台(Fox News)的瑪麗亞.巴爾提洛莫(Maria Bartiromo)都曾與我訪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由史蒂夫.因思克普(Steve Inskeep)主持的《早安新聞》(Morning Edition)節目播出對我的訪談,澳洲《60分鐘》(60 Minutes)節目則吸引全球四百萬觀眾收看。
《紅色賭盤》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且一度成為澳洲暢銷書榜首。澳洲出版商興奮地告訴我,《紅色賭盤》的銷量,足可匹敵傳奇新聞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於二〇二一年出版的巨作《危急時刻》(Peril)。這種巨大反應讓我難以消化。在出版過程中可能讓我惡夢成真的時刻太多了,但《紅色賭盤》順利上市了,引發的巨大迴響及讀者數量,遠超過我當初的想像。
我最常被記者、電視主播、社群媒體主持人問到的問題是:「你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其實在我落筆著書至決定出版中間間隔兩年,我一直在整理這個問題的答案。把《紅色賭盤》寫下、出版,對於健坤、對於他的母親段偉紅、對於香港,以及還有中國以外的所有世界,這都是一件正確的事。
就如前面所說,為健坤提供一個我和他媽媽的故事全貌,是我寫下這本書的最大動機。他媽媽失蹤後一年,健坤已經成長到自己可上網搜索與媽媽有關的資料的年紀。提醒我這點的,是健坤的一位小學老師,我對此深懷感激,這位老師提醒我要有引導健坤的心理準備。那時,網上所有有關段偉紅的消息,都是信口雌黃或道聽途說的。我本人既不知道段偉紅的下落,也不敢肯定健坤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和生母見面,這樣的心情,推動著我落筆著書。
我深信段偉紅和我在這個大時代已經竭盡我們所能,那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階段,經濟呈現指數型成長,人們的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對知識及想法開放,我們感覺到我倆是在乘駕著一股充滿希望的巨浪,而且我們可以用貢獻於更開放、更自由、更文明的中國社會,來回報這個機遇。我為我們所做的貢獻感到自豪,也希望孩子以他的父母為傲。雖然只有我一人在講這個故事,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們的故事。
除了想為健坤填補人生可能的空缺,我也想為段偉紅做些對她實際上有利的事,如果她還活著的話。在我決定要出版《紅色賭盤》時,段偉紅已經人間蒸發兩年半了。我試著聯繫那些得利於她才能上位的人,期待他們能私下幫忙打聽她的下落和狀況。只是一切努力都是白費。我體認到,無論我做什麼,都不會讓她的情況變得更糟,反倒可能有點幫助。
另一個促使我寫這本書的理由,就是香港,那個我永難忘懷的地方。我在香港長大,大多數的好友都在那裡。這個世界之都,將現代西方價值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傳統相融得如此之好。我首次嗅到中國對香港的陰謀之心,是在二〇一七年年中,中國外交部長單方面宣稱「中英聯合聲明」,不過是一份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自那時開始,香港的自由言論尺度和公民自由一路螺旋式地往下滑落,在港府試圖將「送中」合法化時,達到谷底。我被香港年輕一代的抗爭深深感動,這激勵了我於二〇一九年六月由英國回到香港,加入百萬香港人在超過攝氏三十五度暑熱下遊行,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意志。
《紅色賭盤》書中有關香港的部分,折射出中共的本質,及其政治機器是如何滲透香港政壇。我要把香港人當時在爭取自由時,所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對手,如實呈現給世人。難過的是,我認為香港已被拖入一個沒有希望的深淵。但身為一個香港人,我還是要盡一己之力。
要寫這本書,還有最後一個理由,我要讓全世界認清事態。世人對中共本質的理解誤差太大了,這裡面含有大量來自中共主動的刻意誤導。當然,世界上各國願意怎樣和中國打交道,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我總覺得,如果他們對中共有正確的認知,他們應該可做出更好的選擇。
從新聞界和智庫界,我得知《紅色賭盤》廣為民選政治領袖、政策主導者、企業高管們閱讀。幾個月前,我很榮幸受邀在「世界議會中國問題聯盟」(IPAC)演講,這是一個全球多國議員所組成的機構,旨在「促進民主國家對中國政策之改進」。二十餘位民選政治家參加那場活動,每位參與者不是已經讀完《紅色賭盤》,就是正在閱讀,這讓我感到欣慰無比。
我希望《紅色賭盤》能夠為那個歷史階段下的中國,留下一份永久的紀錄。這二十年來,中國的興起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方方面面,無論在地緣政治、經濟還是意識領域。中國這場爆炸性的浮出,確實催生了千百本著作,但我希望那多如牛毛的學術界觀點,不至於淹沒了如我這個真實人物的真實經驗。
在我寫下這段後記當下,《紅色賭盤》已經有十四種語言版本,全球四大洲的書架上都有一席之地。我注意到,許多與中國接壤或近海為鄰的國家,都對這本書有興趣,包括日本、韓國、泰國、越南,然後還有一個令美國出版界意想不到的國家:蒙古共和國。
「有沒有中文版?」是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我只能說,中國共產黨的勢力無遠弗屆,包括對出版界。二〇二一年末,曾有台灣出版社取得《紅色賭盤》版權。但就在這時,一家與中國往來密切的台灣大公司,因向執政的民進黨捐款而被中國罰了六百萬美元,此事件導致所有在中國有業務的台灣企業心生恐懼。在這樣的氣氛下,這家台灣出版社放棄《紅色賭盤》的繁體中文版權,幾經波折後,才由另一家有勇氣的台灣知名出版社接下版權,這就是今天大家所終於看到的繁體字中文版。台灣現在是世界上唯一能以中文,出版批評中共書籍的地方,為此,我們大家都得感激台灣。
即便如此,正如充斥中國的各種假貨一樣,人們只要盡力去找,總可以找到這本書的盜版。來自台灣和中國的消息來源告訴我,有幾種粗糙的電子版本在網上流傳,這些由AI翻譯軟體生成的版本,經微信和郵件流轉,連我本人都收到一份。雖然版權被侵犯令人懊惱,但我也有一絲被證明的滿足感,因為人們告訴我《紅色賭盤》成為中國上層人士討論度最多的書,經常是餐桌上的話題。這一點都不奇怪,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所作所為屬於最高國家機密,哪怕是資深官員,都以一窺內情為樂。
至今為止,《紅色賭盤》一書引起的反饋,相當令人鼓舞。對我敢於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和官方論調,表示感謝之情的人士不計其數。我在西方國家的一些舊識,好多人也都告訴我,書中內容對他們心中長久以來對中國的疑惑提供答案。批評者不是沒有,但來自西方的和來自中國的批評角度大不相同。
來自西方人士的批評,大多圍繞著書中所描述的奢豪消費。一句典型的貶詞是把我形容為「腐敗的資本豬」。我在寫那些章節時,的確有所顧慮,擔心這些情節會帶來不好的形象;但是,那些都是中國的鍍金年代中,頂層精英的真實場景描述。奢華消費的,不僅僅是段偉紅和我,也不僅僅是恆大集團的許家印。回顧起來,我們當時真的是像剛踏入開放世界的山頂洞人,又急切又好奇,盡其所能地、無上限地嘗試每一種物質生活。
在中國,對此書的批評則聚焦於中共派系之間的鬥爭。中國的社會菁英對我書中陳述的事實均無異議,他們辯論的是我在各個派系中究竟屬於何種角色。有些人假設這本書是對前總理溫家寶的攻擊,理由是《紅色賭盤》的上市日期和溫總理的生日很接近。還有人天方夜譚式地相信,這本書的出版,是為了影響兩個月後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還有人認為,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已經不見容於北京的權力圈。而所有人都對《紅色賭盤》在習近平獲取第三任期絕對權力的事態進展下,會不會被用來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這件事,意見紛紜。
但我要強調,事實最重要。我想敦促所有評論者,以書中所陳述的事實來評價這本書。我歡迎任何基於事實的辯論。我尊重讀者對中國、對我,以及對書中各個人物的任何意見,只要這些意見是基於事實。
《紅色賭盤》出版後,很自然地人們會問我有沒有雇用保鑣以確保人身安全。大多數人都明白一個道理,當你決定對抗一個極權政體時,你會付出代價。我的兒子健坤幾個月前冒出的一句話,在我腦中縈繞不去。他看了Netflix的紀錄片《間諜之道》(Spycraft)之後說:「我猜,中共會用恐怖手法下毒殺掉我們。」的確,我很擔心,我們一家人都很擔心。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健坤每天早上自己走去學校,現在不行了。我過去經常自由漫步於倫敦街頭,現在不敢了。我們全家人養成了幾個新習慣。現在,某些國家我們不去了,我甚至養成查看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網站的習慣,看看有沒有對我發出的「紅色通緝令」,這是我過去想都沒想過的事。
我知道我們的恐懼是真實的,但我們也學會如何正視恐懼。殘酷無情的極權政體不會服從任何規則,也不會有任何道德倫理底線,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中共刻意在我們腦中植入恐懼,這是中共的天性,用意無他,就是要威嚇我們進入自我限縮行為、自我審查言論、不敢踏入他們所設的紅線之境地。我拒絕這種生活方式。
一位記者曾問我:「你的未來計畫是什麼?」我的看法是,只要一個人睜大眼睛,每一天都會有新機會。當下,我聚焦於支持《紅色賭盤》一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一位新結交的朋友,對此書想傳達的訊息,說了一句話,讓我覺得既暖心、又激勵:「這本書就如福音一樣,應被廣為流傳!」
因此,我會繼續前行,繼續傳播我的故事。
沈棟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