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的經歷，深刻地讓我的個性出現轉變。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前往美國的麥迪遜市，中途在洛杉磯停留。Stephen開了一輛藍色BMW 轎車來接我，我們訪問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南加州大學。兩天後，他陪我前往威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市，他想順道拜訪住在那裡的親友。
他的親戚在當地的日本餐館招待我們。我曾經隨香港游泳隊去過日本，但在這美國中西部的心臟地帶，我才第一次品嘗到生魚片。我大快朵頤，看到一塊淡綠色物體，一筷子就往嘴裏放，不料刺鼻的辛辣讓我當場出醜，原來那是大塊的日本芥茉，真是「窮小子進城，分不清東南西北」，尷尬不已。
從密爾瓦基出發，我們乘飛機前往麥迪遜市。看著窗外，我的視野一片蔥蘢。我一直在上海和香港的水泥叢林中生活，我納悶著這城市到底在哪裡。當飛機開始降落時，我覺得自己一定是做了個錯誤選擇，居然跑到森林裡讀大學。Stephen幫我在學生宿舍安頓下來，我的室友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摔跤選手。一天後，Stephen返回南加州大學。
在威斯康辛大學，我第一學期的課程安排留了很多空閒時間。一開始沒有朋友相伴，我每天下午都在宿舍對面的健身房健身舉重。大學游泳隊在健身房旁邊的游泳池訓練，我有天去觀看他們的練習，跟教練攀談。我毛遂自薦加入游泳隊，教練安排第二天的測試。第二天下午，我躍入泳池，才游了幾圈，教練就讓我入隊了。可見我在上海冬天早晨游泳池中的破冰經歷，還是沒有白費苦工。
游泳隊的歷練，使我在精神層面踏實地度過了第一學年。我是全游泳隊中唯一的亞洲人，但我已經感受到被接納為群體的一員。我們常舉行周末酒會，喝酒交友。我的教練叫Jack Pettinger，五十歲出頭，是個身板寬厚的中西部美國人，對我照料有加，在幾乎所有國際學生都放假離開校園時，請影單形隻的我去他家，與他的家人一起共度感恩節。教練來宿舍接我，我當時對美國的汽車禮儀根本不懂。在香港，我的家庭也沒有自用車，所以我一開始就坐到後排座位上。教練大叫：「嘿，你把我當你的私人司機嗎？坐到前排來！」在中國，不與長輩平起平坐，是為了表示尊敬，我以為在美國也是如此，想表示對教練的禮讓，結果才發現自己還有無數常識有待熟悉。
因為我在香港讀到第七學年所以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後，直升大學二年級。Stephen在南加大讀書，被列入校長的表彰名單，我在威斯康辛也有相同目標。但是除了在第一學年差點就如願以償外，其他學年就都相距太遠。我也幾次被邀請參加校園兄弟會的聚會，但每次都感到無法融入這樣的社群，強烈地感覺到自身社交能力的不足。畢竟中國學生在二〇〇〇年後才開始大量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就讀，我開始就讀的年代是一九八九年。
由於剛到美國，我對周圍同學熱議的流行電視節目毫無概念，對美國人的笑話更是無法理解。我觀察到美國人對於友誼，有著與亞洲人完全不同的見解。美國人相互間的關係華而不實，在威斯康辛大學交的朋友，見面時熱情寒暄，貌似彼此是好哥兒們，但是當我尋找可以實際交心的好友時，我體認到和他們之間有一道無形的難以逾越的鴻溝。
儘管如此，我在第一學年還是盡量希望融入美國。我住在宿舍，且專注於游泳隊的訓練，所以沒有很多的社會接觸機會。在有限的社交場合中，我有意識地不結交香港朋友。有次我參加香港同學舉辦的舞會，開始與每個人講英語而不是講廣東話。大家以為我是在自我炫耀，所以再也沒有邀請我參加類似活動。其實，這只是因為我非常想要融入穿梭在宿舍、課堂、食堂和游泳池之間的校園生活，從來沒有刻意嘩眾取寵的意思。
在第二學年，我搬出校園宿舍，也退出游泳隊。我的教練希望我留在隊中，因為這樣就可以提高泳隊學習成績的平均分數。但是我決定專心讀書，選擇金融和會計雙主修，所以我的功課負擔增加，無暇他顧。我開始與其他來自亞洲的同學交朋友，包括來自印尼的新室友；我也結識一大群來自日本、台灣和韓國的同學。我開始與美國和亞洲的姑娘戀愛。我還因為一趟前往芝加哥的旅程，發現可以在這個美國大城市，找回自己對繁華都市的思念。甚至憑借自己有限的財力，我開始培養本身對美食、美酒的鑒賞品味。在大四時，我看到介紹芝加哥Everest餐館的食評，推薦有十七道菜的品嘗菜單，我立即替我和女友預訂座位。赴宴當天，我琢磨著怎麼吃完這總共十七道菜的餐單，於是我們全天絕食，飢腸轆轆地趕到餐館。品酒師向我們詳細介紹與菜餚匹配的酒單，在飯局快結束時，我還問服務生主菜何時上桌，豈料所有菜品都以微小分量，擺放在碩大的餐盤中被我們品嘗了。我們對新穎美食的首次嘗試，就在這樣沒有填飽肚子的情況下結束。
我在中國六四鎮壓學生事件後不久來到美國，作為出生於中國大陸地區的學生，感謝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簽署的行政命令，讓我有資格直接申請美國永久居民的綠卡。但我放棄了這個機會，我認為如果我在美國留下，我預期會撞上事業的玻璃天花板。任何地方的商業社會都充斥著夥伴文化。從我體驗過的美國聚會，我意識到自己可能與美國老闆和同事的磁場會不太合。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待了四年，於一九九三年五月畢業後返回香港。
我在美國的經歷，深刻地讓我的個性出現轉變。無論在香港或中國，我的身高和衣著都可以讓我出人頭地。但在美國，我更加感受到自己的獨立個性，以自我為重使我感到舒適和放鬆。我的父母卻不喜歡這樣的局面，後悔當初沒讓我留在香港。母親在我回港後就言明：「你在香港會變得比現在要好，而且你就不會像這樣總有自己的意見，減少與我們的爭執。」他們兩人曾對我說，把我送到美國讀書，是他們人生中做過最糟糕的決定。
但對我而言，在威斯康辛的生活是對自我的解放，助我踏上成為全球公民的道路。我結識來自全世界不同膚色和宗教信仰的人士。沒有在美國的這一人生旅程，我將不會獲得今天所享有的成功。甚至我的英語，也因為在美國生活而進步了，我融合中西部美語和獨特的外國腔，因此有人說我的口音更像影星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德國腔，有別於香港華人的英語腔調。
回到香港，我倉促地尋找工作。我向投資銀行界寄出二十七封求職申請，連著幾天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公司面試，但都不順利。在摩根士丹利，面試者最後請我回家等電話，我竟漫不經心地請他在我的電話語音上留言，原因是我在開始工作前，計畫旅遊度假。在高盛面試時，我因為種族歧視的話題與面試經理起了爭執，嗓門音量提高，結果兩通電話都沒有收到。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花旗銀行（Citibank）與新加坡投資銀行的合資公司做股票交易員。我開始認為這是世上最激盪人心的工作。我和所有同齡人都看過名叫《華爾街》（Wall Street）的好萊塢賣座電影，影片主人公有句名言：「貪婪是好事。」但是我很快就發現，一個股票交易員並不是呼風喚雨的角色。在這個圈子，關鍵是認識什麼人可以成為客戶，而不是有什麼學識。作為一個社交範圍有限、沒有家庭背景的低階交易員，我總是要等老闆將自己不屑交易的小額買賣交給我執行。客戶打電話給我，基本上是想打聽小道消息，而不是買賣股票。我很快就體認到，推銷股票是一個同質性非常強的工作，大家都在推銷一樣的股票，不需要什麼學識和學歷，那麼我的工作與賣鞋的店員有何區別？
雖然如此，我和同事們還是不遺餘力地模仿電影中描述股票交易的情景，每當香港交易所下午四點收盤，在健身房鍛鍊後，我們都要聚集在香港中心區的酒吧街蘭桂坊，這是業界的傳統文化。身為新入職的交易員，我自以為這種酒會是有助職涯的，有用的人際關係是成功的關鍵因素。我像一個無頭蒼蠅一樣出入酒吧，尋找有價值的商業聯繫，但最終也沒能找到多少線索。
我也遇到了信用卡債務問題，需要父母救援。有時我直到天破曉才回家休息，那時我也搬回家住。父母趕上香港房地產的上升大潮，搬到更好社區的新公寓。在幾次徹夜不歸的情況下，父母將我趕出家門，我只好搬進五百平方英尺的位於天后社區的出租房，離我以前居住的皇仁書院只有兩街區之隔。我熟悉這個區域，有回歸故里之感。
當股票交易員九個月後，我開始準備跳槽另謀職位，希望找到能發揮我的教育特長，有明確職涯發展方向的機會。在一九九四年六月，我面試了一家名叫「中國創業投資公司」（ChinaVest）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公司在香港中環的一棟辦公室內租下整個頂層辦公區域，讓我留下一種財大氣粗的印象。面試時，他們問我對私募股權的理解，我有幸在前一天熟背這個專業詞彙，雖然在大學的教科書上只有三行字的描述。私募股權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的香港是投資的新概念，我舉一反三地背述我的大學記憶，最終獲得聘雇合約。
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由一名能言善道的前美國中情局官員白德能（Bob Theleen）和他出生在新加坡、受過法國教育的妻子及其他兩名美國人在一九八一年創建。我被錄用的原因，與中國國內的政策變化有關。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間，隨著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中國共產黨以李鵬總理為首的左翼修正路線，已從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撤退，打壓私人企業，大力投資沒有效益的國營行業，中國的經濟下滑顯而易見。在一九九二年，中國的最高領袖鄧小平對保守勢力失去信心，離開北京，南下旅行到毗鄰香港的城市深圳，親自推動恢復市場經濟為主的改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國際資本掀起一波投資中國熱潮，香港是這一變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一九九三年華爾街知名分析師巴頓．畢格斯（Barton Biggs）在訪問中國大陸六天後到訪香港，宣布他將給予中國市場「全面啟動，超額投入，最大的牛市展望」，此話一出，超過二十億美元的資金湧入香港交易所，投資在中國已有商業營運的公司。
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創始人和其團隊受益於這波熱潮，借助他們以西方投資和管理理念結合對中國市場的了解，幫助想在中國大陸立足的香港、台灣和跨國公司，以股權參與的方式投資，主要投資集中在輕工製造業、消費和物流產業，也包括來自台灣的電子業公司。公司包括透過控股方式，與一家叫「德記洋行」（Tait）的台灣貿易公司合作成立德記亞洲有限公司（Tait Asia Limited），專營向中國大陸出口荷蘭海尼根啤酒和美國香菸的生意。
我被指派為公司駐德記亞洲的代表。他們享有海尼根啤酒的分銷權。大陸民眾對這些消費品的胃口超乎尋常，幾年之間，海尼根的銷量就從零增加到四千萬美元。
中國對這些外國的啤酒、香菸課徵高額關稅，最高達四〇％，以保護國內企業。德記亞洲有限公司將啤酒和香菸進到香港，然後將貨賣給能將物品走私進大陸的公司。身為美國公司，我們避免參與貿易公司的進口細節，只專注銷售額和利潤的持續增長，以免陷入法律糾紛。不光是我們的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大多在中國做進出口生意的公司都如此操作，設法規避法規，實現利潤最大化。我也因為這個工作而迅速學會一件事：在中國，只要有關係，規則都是可以修正的；另外考慮到這個國家經常改變法規，所以法規當然也缺乏權威性。
我曾經聽聞解放軍的海軍官員自告奮勇，主動安排軍艦替貿易公司走私運送啤酒，這消息令我驚愕不已。我小時候在中國長大，腦海中始終有著解放軍的英勇形象，因為我們被告知人民軍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打敗日本，從腐敗的蔣介石政權手中解放全中國，又與美國在朝鮮打成平手；反觀現在，解放軍的海軍卻要藉走私啤酒來謀利？
我在公司的職位是分析員，所有事務對我來說都很新鮮，但我對於中國創業投資公司規避知曉貿易公司如何將啤酒運入中國一事感到難以釋懷。我們有意識地創造黑箱作業，許多金錢在箱內轉手。由於美國的法律規定，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高層必須當作不知情。許多西方公司，在中國做生意時採取了同樣的「不問不說」商業策略。高檔球鞋產自惡劣的工廠工作環境？「 誰知道？」；監獄勞工生產出藍色牛仔褲？「肯定其中有誤解。」；與軍方和警察部門有生意來往？「我們並不知情。」
我剛開始接觸經商，正在學習其中的規矩，我自認沒資格判斷別人的行為。如果我的老闆認可，我當然照辦。但隨著我介入中國商務，就看到更多來自美國、香港、歐洲的各行各業，都在鑽中國法規的漏洞。我的職業生涯剛剛開始，就學到最基本的有關中國投資的課程。這為我的未來職涯定下基調，擴展了我將在中國發展的進程。
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的創建人憑藉早期進入亞洲市場的經驗，吸引很多美國的投資機構和個人前來中國淘金。一九九四年秋，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在北京召開投資洽談會議，代表們有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家族投資者及大型投資公司的總部人員，如福特基金會與加州政府雇員退休系統等。我被派到北京，協助會議組織事務。公司安排三輛紅旗牌老轎車當作接機專車，入住釣魚台國賓館，這也是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首次訪華時的下榻之處。每當客人上路時，紅旗車司機拉響警笛開道，讓我們的貴賓受寵若驚。很多客人是第一次訪問中國，不習慣這樣如此炫耀誇張的接待規格。記得一位俄亥俄州的富豪家族後裔曾對我感嘆：「這像是另一個世界。」公司創始人白德能從擅長鋪張待客的中國人那裡學到這樣的吸睛花招，如此款待我們的投資客商，目的就是使他們意識到，中國的國情撲朔迷離，也只有中國創業投資公司有能力為他們解開謎團，從中獲益。
客人退房時，國賓館向我遞交了一張價格不菲的帳單，因為其中有些人順手牽羊拿走一九七〇年代式樣的中國鋼筆、記事簿、玻璃器皿、菸灰缸等客房物件，我只能買單付帳，畢竟這算是付小錢，目的是換來這些客戶在中國投資的大生意；但同時，我也驚訝於這些美國富豪，怎麼也幹這種小偷勾當。
從那時開始，我便被經常派往大陸，考察各種有投資潛力的項目。我去過以牡丹花和龍門石窟聞名的河南洛陽，當我於一九九五年夏天抵達時，城市盡顯共產黨統治後期的破敗與蕭條。我訪問了當地的摩托車工廠，這是正在起飛的新興工業，得益於中國民眾用助動車替代自行車的市場需求。在沿海的福建省，我聯繫過的一家電視機顯像管廠家，現在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電腦螢幕生產基地。在被稱為中國最貧窮地區之一的安徽省中部農村，我落腳在當地最好的旅館：警察招待所。回到安徽省會合肥，我入住依然破舊的四星級酒店，但慶幸我又重返文明社會。
中國當時百廢待興，那些剛起步的私人企業，都沒有足夠的市場收入成為我們的投資目標。但我還是感受到被共產黨壓迫數十年後，中國民間積聚待發的能量。所有這些活力乍現的私人企業需要的，就是政府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終於參與了可引以為傲的大事業。我從小就有愛國之心，自然而然願意在新中國發展的故事中，書寫屬於自己的篇章。當時誰也不知道今後的結局如何，我重返祖國大陸，並不確定可以實現自我創世的目標，但是覺得至少走在正確的方向。
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占有股權的第一個私企高科技項目叫亞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承辦中國鋪設光纖網路業務，由兩名留美學生：取得德州科技大學（Texas Tech University）自然資源管理博士學位的田溯寧，和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資訊科學碩士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MBA學位的丁健，於一九九三年在美國德州創立。公司的業務是利用戴爾、思科及其他大公司的軟體和設備，幫中國建設網路平台，使中國各地及中國與世界能藉由網路互通有無。網路於一九九四年傳到中國，在那一年年底只有三萬中國人上網；如今將近十億中國人都有了自己的網路帳號，占世界網路用戶的二〇％。
田博士不只是個技術人員，也是個有天分的銷售人才。當我聆聽他的商業計畫時，被他想幫助中國擁抱席捲全球的電子通訊革命之熱情深深感動。田博士描述他回國創業，是接棒延續了一個世紀的傳統──在海外受過教育的愛國學子，學成後歸國為建設祖國出一份力。
田博士說明，他是在看到時任參議員、後任美國副總統的高爾（Albert Arnold Gore, Jr.）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說後，受到啟發而創立亞信科技，高爾當時將網路比喻為「資訊高速公路」。在此兩年前，田博士在美國的電視上觀看了遍布中國城市的學生示威運動。他與我一樣，當解放軍在北京槍殺數百群眾時，他也流過眼淚。田博士對事件的回應與我認識的許多人一樣，希望能藉由推廣資本主義、爭取資訊自由流動和投身私人企業運作，來重建中國。田博士的項目將新技術的前景與促進中國更加自由的承諾相互結合，他預言，「文明的啟蒙會通過網路像自來水那樣流淌」，當他談到愛國學生歸國幫助祖國邁向現代化，我想像著自己也成為這偉大進程的一分子。如今回顧起來，田博士的言談實際上是精心推敲過的誇大其詞，目的是感動西方投資者和取悅中國官員。田博士知道如何演繹故事來吸引各方觀眾。無論如何，他在中國的成功，為成千上萬的歸國人士，包括我，樹立了一個指路的燈標。
我負責對投資的回報效益進行估算。田博士在一開始時的投資要價，被我的老闆認為是不合理地誇大。田博士表示亞信科技的估值約一億美元，儘管其年收入有案可查的只有一千五百萬美元。該公司發展迅速，但由於在一幫技術人員的管理下，並無法提供完整的財務報表。田博士預計，三年後公司的營收將增加六〇〇％。
除了中國創業投資公司之外，其他公司也有興趣投資，最終促成一千七百萬美元的投資規模，其中中國創業投資公司投入七百萬。當亞信科技於二〇〇〇年三月在紐約那斯達克上市時，股價爆漲三一四％，讓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獲利不菲。
這個投資案例的成功，使我體會到，經商天才與政治權勢的結合，是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必然途徑。早在亞信科技成功上市前，其創辦人田博士也參與由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成立的網通公司的經營，在不到一年內，成功在大陸鋪設超過六千英里的光纖通訊線路，將中國十七個大型城市與全球的寬頻網路連接。假如沒有政治勢力的幫助，這也是無法實現的業績。這對我想在中國實現人生夢想的願望，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借鏡。
亞信科技的投資案也表明，外國公司也能同樣玩轉投資中國的遊戲。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從此更加注重親近中國大陸高官子女，發掘可在體制內謀利的資源。第一個被中國創業投資公司相中的年輕投資人叫馮波，父親馮之浚是個作家和編輯，曾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去勞改農場改造。一九七六年當毛主席的親信、極左派的四人幫被逮捕後，馮之浚被釋放了，隨後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是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保留下來，代表中國多黨執政體系的裝飾擺設。馮之浚還擔任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常務委員達十年之久。在中共的體制下，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相當於副部級官員。
馮波是個資質一般的學生，他在一九八七年十八歲時高考落榜，由父親送到美國的朋友處，希望能找到人生方向。馮波在加州舊金山北部的馬林縣落腳，進修英語的同時也學會衝浪。他為了糊口曾做過洗碗工、餐館服務生、生魚片廚師和中餐館大廚。他也曾著迷於藝術攝影，夢想能成為執導藝術片的攝影師。
北加州當地一家科技投資銀行的老闆在得知馮波的政治背景後，將他培養為公司的副總裁，派他在中國負責科技相關的投資計畫。該老闆在寫給時任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商務部長羅恩．布朗（Ron Brown）的信中，曾誇大地炫耀馮波家族在中國的關係。在此期間，馮波與一名美國女士結婚，有了兩個孩子。
在我看來，這位美國老闆對馮波的培養，揭示了在中國體制內部運作的幕後玄機。這個制度滿嘴唱共產主義的高調，私下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家族卻盤據著經濟改革利益的食槽。這些家族的子女如同世襲的貴族，相互聯姻，享受與平民百姓隔絕的上流生活，藉由出賣可聯繫自家父輩的便利，用內線消息和輕易取得行政批文而發財致富。
在投資亞信科技之後，中國創業投資公司雇了馮波為公司第一任常駐北京代表。但一年後，在一九九七年底，他便離職自謀投資方向。馮波最終與美國太太離婚，與鄧小平孫女卓玥結婚。我直覺認為，馮波借助鄧小平家族的人脈，賺取不少財富。他喜好招搖，將個人對藝術攝影的夢想轉化成沉醉暴富的滿足。他經常開著掛軍牌的紅色勞斯萊斯敞篷車兜風，甚至引起北京權貴圈內人士的不同程度反感。
馮波離職後不久，在只有公司管理層參與的某個會議上，老闆的太太把我叫到一邊，彷彿不經意般地閒聊：「你想搬到北京嗎？你或許能成為我們新的中國區代表。」我剛開始以為她在開玩笑，但看她的表情頗為嚴肅，於是我便一口答應。我的人生，在上海問世，在香港和美國接受教育，轉了一圈在二十九歲時，又將回到出生地中國大陸。只不過我希望不是回到原點，而是螺旋高攀。幾分鐘後老闆便在會議上宣布，我被任命為常駐北京的公司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