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北京、倫敦還是紐約，這樣的交易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
對張阿姨無時無地擴展商業王國所展現出的強大精力和動力，我和段偉紅都嘆為觀止。這並不僅僅是為了金錢，她早就在鑽石事業上收穫滿滿，加上丈夫身為中央領導的位置和退休待遇，她應該是不愁生計的。她頻繁換車，從在凱悅飯店見面時的黑色BMW，到有按摩座椅的新款Lexus，不久又換成黑色的奧迪。她雖對珠寶情有獨鍾，但我感覺到，她拿到心儀珠寶時的激動心情，是來自討價成功，而非對寶物本身的鑒賞。說實在的，在她身邊流動的寶物太多了。
我們認為張阿姨的動力，源於自身被追捧後的愉悅情緒。她不甘在丈夫的光環下寄生，致力於開創屬於自己的王國。從他們結婚的那一刻開始，她與溫家寶就習慣平起平坐，看來也不打算改變這個局面。她始終維持自己的日常作息，幾乎從沒陪過溫家寶在國內、外的公務旅行，她向我們解釋，大眾如果習慣在溫家寶身邊不常見她，她就擁有自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她也經常避開公眾視野出遊，但並沒有像她的女兒那樣，使用假名來掩蓋真實身分。張阿姨希望保有個人的生活空間，不願意像其他領導的夫人那樣被當作招牌標識。對她來說，經商就是實現個人理想的人生舞台。尤其在中國這個變化無窮、機會蜂擁的時代，商業活動本身就是引人入勝的人生遊戲。她的樂趣體現在作為計畫的參與者，與人直接來往，吸收他人思想，分析判斷情勢及付諸實際行動。有賴可靠的關係渠道，她的失敗率低得出奇。
然而她涉及的領域，不是像其他官員所著眼的各種暗箱操縱下的財富狩獵。她與溫家寶都不屬於建國革命領袖的紅色後代，只有這些人才有機會享受特許經營的特權，繼承和染指國家壟斷的暴利行業。張培莉與溫家寶靠著自己的奮鬥，攀上黨的升遷階梯，因此必須不斷進取，方能出人頭地。張阿姨不屑像其他高幹太太幫那樣地尋寶般追逐蠅頭小利，她自己有豐富的商業經驗、豪爽的人品和難得的運氣，她能力超凡，行事果斷。
她有別於其他權貴家屬，其特色在我們看來，就是不向丈夫過度披露自身的商業祕密。其他的中央級領導在自身的家族事業上都會施展積極的推促作用，像賈慶林，他自己在從二〇〇二年到二〇一二年的政治局常委任內，毫無顧忌地為女婿的商業活動站台，聯絡政府官員為家屬經商提供入門特權。黨內大老江澤民也曾派代表遊說，為兒子甚至孫子的商業利益施加影響。張培莉基本上是在不告知溫家寶的情況下打點自己的事業，所以我們都不指望在遇到麻煩時，會得到溫家寶的過問和相助。
段偉紅和張阿姨以前就有過口頭協議，任何我們合作計畫的獲利，張阿姨享有三〇％。理論上，張阿姨也必須在任何合作上出資三〇％，但實際上她兌現參差。只有在計畫成功的情況下，她才出錢，不承受任何風險；我們則無論如何也必須在分紅時，為張阿姨保留她獲利的份額。
與其他權貴介入的計畫相比，同樣的利益分配比例都是不成文字的行業潛規則。儘管有眾多國營和私人企業家試圖藉由計畫合作接近像溫家這樣的權貴核心，但與紅色後代們享有的特權相比，我們與張阿姨的機會可就相形見絀多了。有個叫「西藏5100」的計畫，是在西藏灌裝礦泉水，然後由中國高鐵總公司全部包銷。鄧小平的家族成員承攬了主要的工程，幾乎零成本在西藏生產瓶裝水，從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〇年，鐵道部包銷了兩億瓶水。當二〇一一年公司在香港股市上市時，成功集資十五億美元。這可是張阿姨無法攫取如此暴利的油水。
我們經手的計畫都需要艱辛的前期準備，不存在十拿九穩的輕鬆博弈。每個計畫都需要在兩個層面上細緻運作。首先是進行風險評估，這是我的強項，對業界和市場形勢詳細分析，也經常要考察現場，事無巨細地進行調查研究。第二，就是要考量計畫的政治成本和收益，這就要靠段偉紅和張阿姨的特長了，確定什麼樣的政治資源可以利用或合作，才能成功抓住機會、達成最終目的。
我們的作用遠遠超過所謂的白手套。不僅僅得考慮如何掩蓋張阿姨的商業活動、避免公眾關注，更要履行事業夥伴的職能，提供資金財務資源，確定計畫的走向，這些具體執行計畫的規畫和執行才是關鍵。張阿姨負責提供政治上的保護，是擔任掩護的「空軍」；我們則是出入戰壕的「步兵」，衝鋒陷陣。與其他權貴家族相比，張阿姨這支空軍比我們都清楚，關鍵時刻是不能指望她的丈夫投下任何救助炸彈。
我們把坐落在北京凱悅酒店的粵庭餐館，轉變為我們的私人食府。我們的備用餐廳選在利苑酒家，那是家米其林星級餐廳，位置靠近香港馬會的北京分部，就在北京繁華的金寶大街上。五百美元一份的石斑是我們鍾愛的海鮮，要價一千美元的鰵肚湯也是我們常點的菜品。
政府的正副部長、國營大企業的總裁及私人企業家都期望得到邀請，到我們的餐桌上吃飯。我們共同努力，查勘蘊藏各種機會的政治經濟土壤，研判想進入張阿姨圈子人士的品性，篩選潛在的商業合作夥伴。同時，段偉紅也協助張阿姨篩選有潛力的政府官員，以備張阿姨的丈夫提拔任用。
段偉紅和我都對花費一千美元吃頓午飯的消費已司空見慣。對我來說，這就是在二〇〇〇年代的中國做生意的代價，這就是可以成功辦事的方法。一個主要因素是中國人有關「面子」的概念。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光顧的餐廳供應的魚湯、蒸魚甚至蔬菜的價錢都貴得離譜，但正是這個價碼，給足了我們的客人面子。如果我為自己買午餐，肯定會對價錢進行評估。但我可不是為了充飢趕來就餐，而是為了生意。如果是為了在北京與場面上的人交往，這頓午飯的花費就是物有所值。
在二〇〇二年秋天，在我通過張阿姨首次見面考核的幾個月之後，段偉紅從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處獲得消息，該公司打算轉讓其持有的平安保險公司法人股。平安保險公司是當時中國少數幾個有資格全面經營保險金融業務的公司之一，而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是平安保險公司於一九八八年創建時的三大股東之一，另兩個是中國招商銀行和深圳市政府。
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在二〇〇二年的運輸生意蕭條，所以該公司總裁魏家福計畫出讓部分平安保險公司股份，美化公司的業績和資產負債表。段偉紅聯繫了魏家福，表示購買股份意願。身為大型國營企業主管，與總理家人搞好關係，將來肯定是有利可圖的。溫總理的名號，幫助我們跨進購買平安保險公司原始股的通道。魏家福承諾賣出三％的平安保險公司股票，我們想占一％，並認為張阿姨會有興趣吃下二％。這項屬於長線盈利的單筆投資，是我們與張阿姨合夥進行的首筆大宗交易，之所以沒有按照三〇－七〇的比例操作，原因是我方資金不足，無能支付超出三分之一的份額。
這在當時並不是件穩賺的交易，我們必須支付高於平安保險公司淨資產一〇％的價格，資產的評估由獨立的會計公司核算。高於淨資產一〇％的交易價格是市場價，同年也有另外二宗平安保險公司的股份買賣，以同樣價格完成。外資高盛公司當時也在出售於一九九三年以三千五百萬美元購入的一〇％平安股，在無人問津的情況下，被迫甩賣阿里巴巴股份。如果當初高盛繼續持股，少說也會賺到上百億美元。
段偉紅親自前往深圳，面見平安保險公司創始人和總裁馬明哲，實地評估交易的利弊。馬明哲披露，香港的匯豐銀行正計畫大筆購入平安保險公司的股票。匯豐在金融界素以投資謹慎聞名，我們借機向尚在北京觀望的張阿姨表明，平安保險公司這樁交易風險低，收益穩健可靠。張阿姨一開始對此事並不熱衷，女兒溫如春則持反對意見，認為平安保險公司這案並不是件可靠的投資。我們懷疑溫如春的態度，出於對段偉紅替自己的母親獻策的嫉妒心，而非對來自對平安保險公司業務的理解。
段偉紅進一步說服張阿姨，保險資格是物以稀為貴的資產，保險金融是前景見好的行業，且有匯豐這樣的巨頭參與，風險是非常可控的。更何況，現在平安保險公司還沒有公開上市，可以避免股市波動的風險。當時透過銀行借貸，購買股票資產是合法的操作。我們在幾天內與張阿姨討論後，最後表明機會難得，即便溫家不感興趣，我們也會獨立投資。在這個關口，掌握溫氏家族財政大權的張阿姨拍板了，表示：「我們加入。」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段偉紅談妥用三千六百萬美元，從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購買三％的平安保險公司股份。按照我們的約定，溫家族將享有其中三分之二份額，段偉紅的泰鴻公司將買下其餘股份。當時我們雙方都沒有足夠資金購買這些股權，我們都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當時我們的資金短缺，這絕不是誇大其詞。對中國的企業家來說，這是常遇到的難題。在中國經濟起飛的擴張歲月，投資機會層出不窮之際，我們借貸的槓桿已被利用到極限。這也表示中國市場的狂熱程度，人們對中國未來的熱切期待，經由社會和金融的擴張瀰漫開來。每個人都把槓桿額度開到最大，下最大的賭注，因此每個人都面臨現金短缺。當然，商場上沒有包贏這回事，很多賭徒下了賭桌，中國富豪百富榜的名單每年都會更換三分之二，原因不外乎做出錯誤的商業決策，迎來觸犯法律的後果，或者因為政治動機所導致的迫害，或者是商人錯誤地依附黨內失勢的政治派別。
所有經營公司的企業家，都可能違反某些中國不斷變遷的法律，不管是環境保護、稅收還是勞動保護，最後可能難逃其咎。所以儘管回報豐厚，企業家卻天生成為選擇性執法的目標。當中國政府通過法律時，每一項法案的最後一欄都是可被當局隨意解釋的口袋法寶，任何人隨時可被囊括在內。而且，中國不斷新增的法律條文，執行時往往有無限的追溯期，所以不管發生在多少年前沒有法律約束的事件，很可能今日就會被追責為犯罪案件，令人防無可防。因此唯一可能的保護，就是投靠有實力的政治保護傘下。
當時，段偉紅的公司每年藉由推銷IBM主機設備可獲利二百萬美元，但我們還是感到手頭拮据。那時，我們剛搬入東方廣場的豪華公寓，但我卻還不時地向父母討要十萬和二十萬美元不等的零花錢，令在上海房地產市場投資獲利頗豐的雙親大惑不解。我初見段偉紅時，她就擁有一輛配有專職司機的賓士S600，不久又添購一台奧迪轎車。我們住在奢侈的套房，購買昂貴物品，但還是要向父母蹭錢，難怪我的母親頗有微詞，告誡我們要量力消費。
但他們無法想像，我現在身處高端的商業利益中心，如果希望獲得暴利，就必須掩蓋任何的懦弱表現。所以誇張地炫富，是我們的遊戲規則。我認為段偉紅近乎瘋狂的消費奢求，也來自她的心理屏障──她卑微的出身背景。她始終處心積慮，一直希望別人知道她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的成績，或起碼給人留下如此的印象。
她曾用二十萬美元為自己的奧迪購置「京A8027」車牌。北京的車牌代表車主的身分地位。北京大街上有多種轎車牌照，有軍方各部門使用的軍牌，有中南海黨中央機關專用的車牌，外國使團標記的黑牌等。車牌本身就代表個人的專有語言，在北京交通擁堵不斷的大街上，掛上象徵身分高的牌照，等於就可以隨心所欲地開車。
在中國這樣一個精細區別身分的國度，掛上「京A8027」的車牌，就足以使人側目。「京」，代表的是北京；「A」，是我國各省省會、首府或者直轄市中心的代碼；「8」，則是牌照號碼的第一個數字。「京、A、8」這三項單獨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當三者凑在一起時，就是北京城裡權貴階層的標誌。例如「京A80XXX」是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專車。「027」後面的數字越小，代表職務越高。這就是為什麼段偉紅這個車牌號碼，甚至還得驚動北京公安局的領導親自簽發，使段偉紅的這台奧迪享有高級政府官員座駕的身分。在西方，有錢就可以購買一張自行設計的牌照；但在中國，要有權利關係，才能掛上好牌。
我們還從其他方面強化自己的身分。我倆曾跑遍世界，為段偉紅那比常人要肥壯的手腕選購翡翠手鐲。最終張阿姨幫忙挑上了中意的配飾，以合理價格六百萬人民幣買下；十年後，有人問價三千萬。藝術品也成為中國企業家的成功標記，所以段偉紅安排我經常參加各種拍賣會。在二〇〇四年，我們得標買到兩幅中國古代畫作，包括一幅宋代的《鳥鳴圖》，只花費大概四百萬人民幣。就像中國現在所有物品一樣，我們的收藏都在增值。珠寶的價格漲高十倍，也有人出十倍價錢想買我們的宋代古畫。但是我們不是為了增值目的而收藏。我從奧地利買了更衣室大小的保險箱來儲藏這些珍品，裡邊的抽屜裝滿三十多只名錶，架子上塞滿珠寶字畫。
對我們來說，擁有這些值得炫耀的物品，便可向圈內人表明，我們躋身於中國社會官場、商界的最頂層。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切都必須是一流、高端的，這是我們個性的映襯，體現我們的尊貴。
我們與張阿姨各自籌款來購買相應的平安保險公司股票，段偉紅與一家相熟的醫藥公司借了一千二百萬美元的過橋貸款在平安保險公司股票到手後，再以此申請抵押貸款，清償欠醫藥公司的債務。溫家的份額由一位香港商人借錢給張阿姨購買。
在拿到股票後，該商人只轉交了部分給張阿姨，承諾以後會將餘下的股票還清，但他最終都沒有兌現。這些股份最終增值到上億美元，就這樣流於他人之手，也說明溫氐家族也有不可言表的苦衷。溫家寶理論上是中國第二號權勢人物，但相比其他可動用司法機關、懲治對手的常委同事，溫家寶一是不擅長這種聲名狼藉的手段，二是他的家人也不會對他透露與平安保險公司等商業交易，以至於當這位港商侵占了張阿姨的利益時，他們也指望不上家族最強勢的成員來為自己主持公道。
段偉紅和張阿姨達成協議，把所有平安保險公司股票都放在泰鴻的帳上，以避免對溫家可能帶來的政治衝擊。我同時也加入平安保險公司的監察委員會，就近觀察中國大型企業的運作。
回顧這次平安保險公司股票的買賣經歷，我不認為這是腐敗行為。儘管《紐約時報》披露，我們買股的價錢低於其他人士，但我們實際上與同期兩名購買者之成交價相同，支付每股五十美分的成交價。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向我們出售股票，也與在海外的其他股權交易相同，所有非上市公司的股權變更都不是公開進行的。大型的中國國營企業不會對外宣告，為了美化年報而出讓自己的投資股份，然後在公開市場舉行拍賣。只有置身商業小圈的人士，才能聞風而動地抓住機會，無論是在北京、倫敦還是紐約，這樣的交易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
當平安保險公司二〇〇四年六月在香港上市時，我們的股票價值從一千二百萬瞬間增值到一億美元。但我們無法在香港出售股票，因為在海外市場，國內的法人股是不允許出售的，而當時香港被視為海外市場。三年後，股票在上海交易所以每股三十二人民幣上市。但因為我們有六個月的禁售期，只能看著乾着急。這六個月期間，每股價格曾漲至一百六十人民幣，最終我們在解禁後以六十多人民幣全數出售套現。這趟平安保險公司股票買賣的漫長旅程，向我們展示當年中國市場的造富奇跡。